“在保护与发展这个问题上，请大家放心，我们会让全世界关注我们美丽的水乡，因为我们对高楼毫无感觉，我们的陈家祠堂比高楼重要！”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军

　　在广东佛山，车辆飞驰的富华路南侧，小桥流水的大墩村与北侧高楼林立的东平新城，形成历史的反差。在这个阡陌交错的岭南水乡，3000多位南宋遗民的后代围居在祖先的祠堂周围，每年赛龙舟，是沿袭了七百多年的传统。

　　“河道窄了，再这样下去，龙舟就划不起来了。”站在一段逼仄的河涌边上，大墩村村委会委员何远新对本刊记者说，“前几年，我们做了一个规划，想改宽。可是，赶上了‘三旧改造’，规划就停了下来。”

　　“三旧改造”是对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的改造，近年来在佛山一带被大力推行。大墩村村民被告知的改造方案包括，工业厂房全拆，旧村保留1/3的物质空间，那里将以梁氏家庙为中心，建成仿古的特色区，其余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村民将迁入附近的安置楼房，告别承自祖先的生活方式。

　　“我们这个村，太靠近新城了。”何远新的话语中透着无奈。村北侧的东平新城已显现一条南北轴线，上面建起了体育中心、高尔夫球会，大墩村就在轴线的正南方，即将被其吞没。

　　一场情感与利益的纠葛，在这个世代耕读传家的古村子，激起一阵波澜。

　　“最有价值的是这里的村民”

　　大墩村内，被列为佛山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梁氏家庙，高悬门联一对，上书“新猷宏国治，廉吏著家声”。这个广三路，三间三进，有着镬耳山墙、灰塑脊、蓝色琉璃瓦、滴水剪边、青砖石脚的岭南建筑，坐西南向东北，面对祖先来自的方向。

　　梁氏始祖思江公于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迁来此开族。家庙中座“圣谕亭”，台阶上置一块团龙石，为当地罕见。梁氏家庙是明崇祯皇帝为表彰翰林院大学士梁衍泗的功绩，赐他出生所在地为“金马坊玉堂里”，并恩准他回乡兴建的。明朝状元黄士俊与梁衍泗还是姻亲关系。

　　步入家庙，庭院内地净几明，墙壁上刻近年来贡献于修缮工程的区、镇、村及宗亲、乡亲捐助者的姓名款额。“一般我们到村里来，都会看看宗祠的情况，宗祠管理得好，村子就管理得好，因为它表明当地人民爱乡护土。”大墩村为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所辖，镇政府的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说。

　　2011年12月13日，一个不同寻常的研讨会在梁氏家庙举行，它是“守望乡土，呵护家园——岭南水乡乐从论坛暨第十八届中国城市化论坛”的一部分。由中共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委员会、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人民政府、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办的这个活动，引来海内外20多位城市规划、遗产保护、景观设计、公共政策专家参与讨论。

　　“为什么建新的就要拆旧的？”建筑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对大墩村的遭遇表示不解，“欧美现在的新，是把老房子都保住。国际上的会议年年开，就是去保旧，这才是最新潮的。住高楼不是了不起的事情啊！你能让人家看到两千年的历史，这才了不起啊！”

　　“这里的形态是活生生的，出过进士、一品大员，是有根的。”长期在珠三角地区从事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的吴文媛发表评论，“在岭南水乡，最有价值的是这里的村民，不是老房子，只要村民在，祠堂还会有，把村民搬出去，把这里变成布景般的‘迪斯尼’，有意思吗？人们来一次就不会来第二次。”

　　来自荷兰的历史学家琳达讲述了本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史：“一个好的城市是包含了不同的历史层次的。二战时期，我们的很多城市被夷为平地，1950年代重建，这些建筑今天也被列为保护对象，因为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必须真实地感受到不同时期的文化状况。”

　　在佛山市顺德区，包括大墩村在内的众多水乡，聚落组团与“社公”等神文化密切相关，早期是以单姓为主的宗族社区，呈现出与长江下游三角洲平原的聚落社区同构的“梳式结构”布局。与江南水乡的粉墙黛瓦不同，顺德水乡建筑在色调上较为灰浊，民居和祠堂多以镬耳风火山墙为独特的造型特征，明朝中叶，曾规定只有获得科举功名者，才有资格修建这种形似官帽的房屋。近代以来，随着侨民进出，西风浸染，中西杂糅的洋楼成为一景，见证了此间的桑基鱼塘与外部世界发生的多重联系。

　　佛山市政府网显示，“加快推进文化载体建设和文化形象塑造，展示现代岭南文化新城魅力”、“具有鲜明‘南国水乡’特征”、“凸显岭南文化元素”已被写入当地政府加快东平新城建设的决定。如何使政策愿景化作实实在在的行动？与会专家展开为期两天的讨论。

　　征收权主导的城市化

　　东平新城的建设，被广东《新快报》称为“慢跑八年”，其节点包括：2003年6月，佛山市明确加快建设现代化大城市的战略目标，首次提出以中心组团中南部的片区为新城区；2006年，佛山举办省运会前，建成东平大桥、世纪莲体育中心、新闻中心等重点项目，初步形成了新城核心区的空间框架；2007年，新城区改名为佛山市东平新城；经过2007年的重新定位和2008年的规划调整，东平新城总规划面积从原来的44.3平方公里，拓展到88.6平方公里，涉及禅城、南海、顺德三个辖区。

　　2011年5月，中共佛山市委、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加快东平新城建设的决定，提出“通过若干年的努力，将东平新城打造成为具有国际一流水平、智能化国内领先、浓郁岭南风貌、辐射带动力强的佛山市中心城区、广东工业服务示范区、现代岭南文化新城”。

　　这项决定提出了“利益共享，多方参与”的建设模式，即“探索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兼顾所在区、镇（街）、村（组）的利益，注意保护农村居民的利益，合理分配开发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收益和税费，并给予市级的优惠政策，激发各级政府、社会资本、当地居民参与东平新城建设的积极性”。

　　在这样的框架内，大墩村的村民是如何参与新城建设的？何远新的回答是：“必须三分之二的村民同意，建设方案才可能实施。先跟村干部谈，然后由村民表决：一、能否改？二、同不同意这个方案？”

　　据何远新介绍，“三旧改造”涉及的宅基地，按一比一上楼，在村用地范围内，先安置后拆迁，集体用地上的商业物业返还。村委会初步摸了摸情况，“听到很多意见，上了年纪的人不愿上楼，因为不习惯，但年轻人感觉没什么大问题，他们第一关心居住环境的改善，第二关心收入，如果改造后，收入没什么变化就不愿意。现在有分红，如果改造后，分红能够八倍十倍地翻上去，他们就同意。”

　　2001年，大墩村将股权固化，50岁以内的男性村民、45岁以内的女性村民，各分得两股，超过这个年龄的各分得三股，生不加、死不减。分红成为村民、村集体的核心利益，任何一项决策都被注入了利益色彩。陈志华颇有些无奈：“如果你只看到眼前这一点，我们没法说，因为你是房子的主人。”

　　而对大墩村的村民来说，以利益来丈量村落的命运也是别无选择。在这场城市化的过程中，他们是被动的承受者，并不能全程参与决策，尽管后者对他们的生活将产生天翻地覆的影响。

　　此时，《土地管理法》赋予城市政府的土地征收权显现威力。据其规定，城市政府须将农村的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进行城市建设，补偿原则包括：“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

　　与《土地管理法》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的精神相比，佛山市在东平新城建设中提出的“利益共享，多方参与”模式，已倾向于向被征地农民输入更多的利益，却难以摆脱一个现实——由征收权主导的城市化，本质上是一次强制性的地权变更。在这样的规则下，梁氏家庙一旦由集体土地变更为国有土地，梁氏后人又怎样保持对它的继续占有？

　　大墩村面临的是一个老问题——因土地征收导致的村落拆迁，已伴随了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发生的这场人类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