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很多担忧，但作为经济增长之根本的城市化却一直发展得欣欣向荣。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据了多数，而且在未来二十年中，城市人口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数以百万计的增长。那些认为中国的投资热潮将在2012 年终结的人，请记住，根据联合国的资料、韩国虽然现在的城市人口占其总人口的83%，但它直到1977年才超过50%；日本现在的城市化率是67%，但直到 1967 年才达到 50%。中国经济中确实存在投资周期，但是更大的城市及其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公路、铁路、房屋和钢铁，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质疑基础设施高投资率的持续性。

推动英国城市化的三大因素

    英国（也是本文焦点）是第一个城市化率突破 50%的国家，大概是在1880-1890年间。如今，在庆祝中国城市化人口超过50% 这个里程碑的时候，我们应该回头看看120年前欧洲是如何实现城市化的。把欧洲的城市化与当前中国的城市化相比较有重要意义，以此可以揭示2012年及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英国创造了发展迅速的城市化。16世纪，荷兰借助与新世界的贸易变得富强，英国17世纪同样走上富裕之路，它们的城市也得到扩张。但真正启动了英国城市化机器的是其1750-1830年间的工业革命。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更多的人来到人口上万的城镇中，如图1所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600年的6%增加到1700年的13%、1850年的40%。1500年的伦敦远不如巴黎或者威尼斯大，但到1800年伦敦远超了他们，与此同时，法国和西班牙人口的 90%左右仍然集中在农村。



    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是同步的。经济史学家Angus Maddison估算英国经济规模在1700-1820 年间增长了三倍，见图2。



    英国以及欧洲的其他地区早在17 世纪以前就经历了经济增长，但是他们总是碰到马尔萨斯人口增长理论中出现的障碍，即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口会增长，人均食品供给相对变少，实际工资会下降（再或许重大疾病会发生），生活水平会降低，最后人口会减少。而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突然间土地不再是经济活动的全部，而且随着新兴工业生产力的提高，相同资源得以被更有效地使用。

    是什么引发了英国和所有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爆发？重要因素有三：高实际工资、低实际能源成本以及适当的、有利于市场运作的良好制度。这些因素释放了一波工业创新，继而推动了商人和发明家们对经济规模效应的积极探求。新工厂把人们带到新扩张的城市地区，城市自身形成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1、较高的家庭收入

    十八世纪初，英国的名义和实际收入都高于欧洲其它地方。正如经济历史学家Robert Allen所说，对于英国和低地国家（包括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老百姓来说，肉类、奶制品和高质量的谷物（比如小麦面包）是很平常的日用品，但这些食物对于欧洲大陆上的居民来说却是奢侈品。图3显示了1500至1849年间各地的相对工资购买力（以当地商品为基准）。伦敦居上。



    为什么当时英国农村的收入也高于其他国家的农村地区？原因之一是相对土地而言有较少的人口。十四世纪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两次袭击欧洲的黑死病杀死了欧洲大陆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到1450年，英国有二百万的人口，比十三世纪的五百万少了一半多。欧洲大陆人口恢复得较为迅速。英国随着人口的减少，收入相对于地租而言是高的，而有效利用劳动力就成为爆发科技革命的诱因之一。

    欧洲大陆不是唯一受到人口过多的阻碍，从而导致实际收入较低的地方。亚洲人口相对于稀缺 的资产而言也是很多的。17世纪的日本田间使用的是牛和犁，但到了19世纪，日本岛上人多到以人代牛耕地了。中国当时也面对类似的问题，但中国以水稻为主要食物，每亩水稻提供的卡路里是欧洲的主要粮食品种（如小麦）的三倍多，所以能维持更多人的需要。家庭结构也可能给欧亚大陆两端带来了不同影响。数代同堂的中国家庭比欧洲只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小家庭更能养育孩子。

2、廉价易得的能源

    欧洲经济繁荣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不完全出于节省劳动力的需要。廉价易得的能源是另一个原因。图4显示了1400-1800年间欧洲不同城市以及中国的能源成本情况。

    英国离海较近，所以北部的煤炭可以便宜地船运到全国各地，尤其是能运到新首都伦敦。其它欧洲城市，比如巴黎，主要以木材为燃料，但是森林被砍伐的同时木材价格升高了，经济增长也受到了抑制，就像现在高油价的结果一样。工业在欧洲很多地方单靠木材不可能取得大规模发展。中国的煤炭资源也很丰富，但煤炭主要集中在内陆的西北地区，距离经济重心长三角数百英里，这从古至今都是个问题。



3、适当的、利于市场运作的制度

    我们认为，英国当年经济繁荣的第三个要素是适当的、利于市场运作的良好制度。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Douglass North和其他人已经说明过诸如英国 1215 年的《自由大宪章》（英国贵族强迫国王与议会分享政治权力）这样的法令、习惯法和地方法院的发展、以及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即新贵族从荷兰迎来了一个新的君主、并对他施予更严格的宪法限制）如何成为英国腾飞的关键的。

    在此传递的概念简单而有力：只有在政治力量得到控制的时候、法律条例才能完全确定；只有在法律条令存在的时候、才有信心将储蓄转为投资。1688年的革命标志着英国脱离了君主享有更大权力的欧洲大陆、也与痛恨私有经济的君权至上的中国分道扬镳，结果十八世纪英国商业得以自由发展。

结果：改革、生产率和增长的良性循环

    英国劳动力不富裕，但能源价格低廉，因此发明家及他们效力的企业家有了发明、配置和改进节省劳力的、以燃煤蒸汽为动力工具的动力。效果好的工具很快就会传播开来，反复试验进一步推动创新。1712年蒸汽机首先在英国北部的达德利投入商业领域──用它把水排出煤矿。经过工程师们（比如瓦特）一个半世纪的改进，蒸汽机演变成了稳定、节能的发动机，被广泛应用于轮船、火车和工厂。农舍的棉纺技术也得到了改进，应用了蒸汽动力并在十八世纪中期取得了规模上的进展。从十九世纪早期开始，棉花作坊形成了北部英国经济的基础。一磅细纺棉的价格从1786年的38 先令下降到 1832年的3先令。到 1860 年，英国生产的棉花占到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二。

    这一切对英国的经济增长有什么意义？现在看来意义或许不大。经济学家N.F.R Crafts 和Knick Harley已经评估过，英国人均GDP增速在1800-1830 年间达到顶点──同比增幅达到0.5%，当时诸如纺织类的新工业的规模扩大了。由于这一时期人口增长速度极快，每年总体经济增长在2%左右，而在1760-1801年间只有1%。这虽然远低于中国今天两位数的增速，但它当时是发生在几个世纪的停滞之后，所以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工业革命早期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大多属于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随着十八世纪资本投资开始盈利、科技应用范围略有扩大，到工业革命后期，生产率的增长加速了。详见图5。



    突然间经济增长良性循环出现了，而城市化是这个良性循环的核心。人们流向工厂和城市，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进而创造了住房需求、基础设施需求、家具和家用电器的需求，所有这些都是新兴工业。城市化给更高效率的工人带来了更高薪水，同时也创造了消费和新兴服务业。城市化也促进了教育和医疗保健的发展，反过来它们又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效率。

中国城市化与英国的重要区别

    如今中国正在经历着自己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革命。当然它与英国是有重要区别的。

    最明显的区别在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城市化的规模远远超过十八世纪欧洲或二十世纪亚洲的任何其他国家。过去三年中，北京一个城市每年就吸收了大约50万人口。实际上，当今的北京差不多能装下18个十九世纪的伦敦。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也比英国快。官方数据显示，每年约0.5-1个百分点的中国总人口进入（出生于或者吸收进）城市，这意味着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期间（2010-2015），每年大约有1200-1500万人成为城市居民。而十八世纪的英国，城市居民占其总人口的比例每年只增加 0.05 个百分点。随之而来的社会变化（和混乱）也正以远超当年欧洲的速度发生着。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欧洲也不是个和谐的社会。

    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过去 200 年全球经济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因此才得以出现这样的发展速度和超速的城市化。中国有大约1万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那么多的工厂还有科技全部都与全球消费者息息相关。而这是知识资本，它凝结了范围巨大的跨越250年的研究、反复试验以及随机创新。比如说，一个巨大的、短期的生产率大爆炸可以因整个经济计算机化而产生。图 6 显示了中国、印度和其他几个经济体每百人拥有的计算机数量。中国增速奇快，但仍有增长空间。美国每百人有94.3个计算机，日本更多于 100 个。



    中国距离科技前沿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可以靠吸收别人的科技发明和改进而增长。但是总有一天中国公司会有真正的改革创新。图7 和图8 显示了发表于学术期刊上的文章的份额（以作者所在地为基础）。1999-2003年，中国人发表的文章占全球总数的 4%（在全球排名第六）；到 2004-2008 年，在中国的作者占作者总数的 10%，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如果欧洲国家算在一起，则欧盟第一）。中国学者发表文章压力巨大──他们在本土杂志上往往反复发表相同的内容，但这是在英文的、有同行评审的、国际化杂志上发表文章，足见进步之大。



    中国的低工资（而不是高工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这也是中国改革与英国改革的区别所在。首先，在中国，相对资本而言人力资源是低廉的，结果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崛起了；相反，英国的相对价格鼓励使用资本、节约人力的革新。其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于亚洲其他国家（相似水平生产力的），意味着亚洲制造业产业链的最后一环可以从日本、台湾甚至美国转移到中国的广东、江苏和浙江。自1990年以来，美国和欧洲的跨国公司已经把大量制造活动从他们本国重新部署到中国。这样一来，十九世纪的祸因之一──庞大的人口──到二十世纪后期变成了中国的福利。现在，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众多的利弊又开始发生了变化 。

中国城市化与英国的相似之处

     但是，暂且放下上述的重要区别，两国的城市化经历仍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彼时欧洲和当下中国都存在三个小的却难以理解的事：(1)、为什么那样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背景下工资增长却 那么慢 ? (2) 、没有富裕的城市消费者，加工的商品需求来自哪里? (3) 、谁来向新的城市人口供应食物? 中国和英国应对这些问题的方式惊人地相似。

1、工资增长缓慢的原因

    当时的英国尽管经济实际增长很快，但非技术工人的实际工资却是滞后的，1550年到1849 年间年均增速只有0.13%。这看起来很奇怪。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经济起步的前二十年也出现类似情况：低技术工人的工资几乎不涨，甚至在实际GDP增长达到每年 9-10%的时候也几乎不涨。
  
    两件事似乎在彼时英国和近期中国都有发生。第一，当然是每年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所以工资一直控制的很低。这对某些人来说是有意义的，因为从一半时间在田间闲逛到进城务工意味着增加一倍甚者更多的收入。而且更多人挣着稍高工资对总的居民收入有很大的影响。当今中国的农村家庭，家庭成员进城打工挣的钱占总家庭收入的60-70% ，打工人员的汇款使得更高的食品价格和旨在提高农村收入的农业津贴显得不那么事关重大了。与此同时，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这段增长时期里，个别人致富了，但资本边际收益高于劳动力收益。当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时候，农村剩余劳动力就用完了，劳动力边际收益开始升高，工资开始实际增长。中国可能在过去五年里达到了这个拐点。

    第二，十八世纪的英国发生了“勤奋”革命，因为连城市居民都放弃了休闲，决定工作更长的时间（如另一位经济历史学家Jan De Vries 所述）。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突然之间有工作了，而且更高的收入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提高。结果是居民收入又提高了。现在，相似的“勤奋”革命正在遍布中国的建筑工地上和工厂里上演。

2、富裕的城市消费群体出现之前，需求来自哪里?

    这引出了彼时英国和当下中国的另一个不解之谜。如果工资和居民消费在经济增长最初的几十年里受到了约束，那么是谁买走了城市工业生产出来的那些东西呢？答案是出口。荷兰是自由贸易国家，而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基本是强迫他们的殖民地只与宗主国进行贸易。到十七世纪末期，英国的海上霸权保证了与殖民地之间的开放贸易途径，到了十八世纪，英国工厂享有无法比拟的通向欧洲之外大多数国家的便利。图 9 显示了英国在 1700年、1760年和1800年对出口的不同程度的依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追随十八世纪的英国、十九世纪的德国和很多二十世纪的亚洲国家，积极促进出口。出口还能提供吸收外国科技和技术的载体，在这方面中国是很好的例子，十八世纪的英国也吸收了曾一度被欧洲邻居控制的工业技术，例如在十六世纪之前，意大利是欧洲毛织物生产的中心。然而，十七世纪起，位于伦敦东北方的东英格兰开始取代意大利这一地位，到了十八世纪，意大利的织物业已经没有生存余地了。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和它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是英国成功发展的唯一原因。来自欧洲大陆宗教战争的难民还给英国本土的创业者带来了技术秘诀。

   此外，保护主义也给英国十八世纪的企业家们很大的帮助。1722白棉布法案（Calico Act）保护了棉线厂商免受便宜的印度亚麻制品的冲击。作为回应，东印度公司用进口原棉取代进口加工过的织物，这在十八世纪后期推进了纺织工业的诞生。在纺织机器给英国制造业带来了打败竞争对手印度的巨大优势后，该法案于 1774 年被废除。

    到了十七世纪末，40%的英国毛织物用于出口──毛织品约占全国制造业出口的70%。根据Crafts的研究，1700年英国出口占GDP的8.4%，1760年上升到14.6%、1801年上升到15.7%。英国在出口市场多样化方面也非常成功。1700年其出口的85%左右面向欧洲，但是一百年后只有 30%去了欧洲。

    中国现在对出口的依赖超过了十九世纪的英国。2008-2009年经济危机以前，中国出口增加值大概相当于 GDP 的 20%，构成了工业增长的 40%左右。出口对于中国和十八及十九世纪的英国一样，它不是经济增长的全部，但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

3、新的城市人口食物来自哪里？

    随着大批的人离开田地涌入城市，英国的食物来源怎么解决？在经济增长初期，英国保护食品市场，如今中国也有类似举动。1828年以前，谷物进口超过一定标准就会被禁止，以此“保护农民”。但是从1828年起，惠灵顿公爵削减进口关税取代了以前的保护制度，进口从此兴隆。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的食品价格由国际市场、而不是国内的种植者制定。谷物进口导致地租降低、促进资源从农业转入制造业和服务业。进口还加速了劳动力转移出农村。突然间，人口、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都能同时提高，而且还不撞到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之墙。英国资源有限，而决定依赖国外田地获取食物是它成功避开这一弱势的基本因素。

    中国现在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不是在吃掉更多的粮食，人均卡路里消费量增长也放缓了。但是人们吃的肉和油多了，随着肉类养殖业规模增大，猪和其它动物吃掉更多含有玉米和大豆的加工饲料。中国官方95%的粮食自给自足目标仍然成立，而且官方仍然把玉米和大豆算在内。但是2009-2010 年，中国进口了大约 5000万吨大豆，自产只有 1500 万吨。这些进口的大豆多数来自美国和巴西，那里的产量超过中国一倍以上。实际上，大规模进口大豆的效果就好比进口了4000 万公顷的农田，相当于中国自己粮食种植区的36%。

    2010年，中国进口了120万吨玉米，但是官方对大规模进口还是感到不安，担心对别国粮食的依赖会变得像原油依赖一样（进口石油占中国石油总消费量的55%以上）。但是经济状况是引人注目的：美国的玉米产量是中国的一倍，而且不管官方数据怎么说，中国农业用地正流失到工业和迅速扩张的城市中心。水资源匮乏在北方是个严重的问题，气候变化正带来不确定性。政府看似决心试图抵制更多进口的趋势，而这将耽搁农村改革、推动粮价上涨。到了一定时候，中国终将步英国后尘、顺应这一趋势。

    本文开头强调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刚刚突破了50%，这个程度还在扩大。英国没有止步于50％（如图 10 所示：近期突破了 80％）；发达的亚洲国家也没有止步于 50％，中国也没理由就此不前。图 11 显示了 2009 年一些国家以购买力平价方式计算出的、以美元为单位的人均 GDP 与其城市化水平的对照。图表显示，城市化水平突破50％之后、城市人口会继续快速增长。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它需要适当的政策和制度配合。中国在这一点上还有待努力──英国创造的约束权力、有利市场运作的制度，给中国城市化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