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近日，朝阳区有政协委员初步提交提案，建议政府可划拨部分公租房作为公务员的廉政公寓。他希望廉政公寓最好从公检法系统试行，因为公检法人员手握直接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国家权力，但工资收入普遍较低，解决这部分人的住房保障问题尤其重要。他还对廉政公寓所在小区应张贴廉政标语等提出了建议。

　　希望通过将部分公租房划拨成廉政公寓，保障公务员的廉洁，这样的初衷虽好，但拿公租房来“试行”，则违背了保障性住房公平与普惠的底线，而且也与廉政建设背道而驰。

　　保障性住房本质上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因此，其应该平等地惠及相关人群，而不宜有什么公务员优先的额外条件。今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核及配租管理办法》规定，公租房轮候、分配的标准是经济收入、家庭人口、家庭构成，这种排除身份考量的标准无疑更为公众认可。

　　实际上，按照该管理办法，公务员中符合申请条件的低收入人员，也能从这一规定中受益，而无需通过廉政公寓的方式。若特意为某些部门的公务员“优先保障”，则会将保障房利益部门化，损害普惠性住房保障政策致力追求的社会公平。试想，在廉政公寓附近大贴廉政标语的背后，却是有权力者优先享受保障房的现实，理想与现实的背道而驰让人情何以堪？

　　公检法人员应该优先保障的主要理由，是有利于保廉。但这种“保廉论”的衡量标准很模糊——是以权力大小还是以权力寻租的便利度来衡量？实际上，不同部门的权力大小、权力寻租的便利度根本无法量化比较。因此，关于特定部门住房保障“尤其重要”的建议，在公务员内部也很难保证公平，一旦实施只会引起混乱。

　　而在公务员群体之外，尚有低收入群体、进城务工人员、遭遇重大变故的家庭在企盼着公租房。到底是应该优先保障公务员中的低收入人员，还是优先保障其他群体中的低收入人员，身处不同位置，得出的结论也是各不相同，而主观认定优先保障对象，无疑会引发公众质疑。

　　“廉政公寓”的建议实际上还是把廉政的希望寄托于优厚待遇，其实也就是前些年常说的“高薪养廉”。然而，无数贪腐案件的发生都表明，“廉政”建设的重中之重还在于通过制度建设，让权力依法受到约束、监督。公务员的待遇肯定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调整，这都应该经过人大等程序批准。然而，以单独提供保障房来促进廉政，无异于缘木求鱼。

　　“廉政公寓”将保障房制度和廉政建设混为一谈，还是不搞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