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发现，GDP的问题和高考存在着十分类似的症结。对于高考而言，我们虽然采用了高考这把“尺子”，但高考本身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追求的也不仅仅是学生到底掌握了多少知识，其实更关注其掌握知识的能力和探索知识的热情，后两者就长期意义上讲，是更加重要的。但现实是，我们选取了衡量知识最终掌握数量的高考这一考察手段。

　　与GDP指标类似，我们的社会本欲追求的是经济制度的改进、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它们是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但现实是，我们主要选择了经济活动有多少的结果指标。我们很少考察过程，我们重点考察的是结果——一如我们在教育中只考察学生掌握了多少知识。

　　考察活动的结果，却没有考察活动的过程，其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即考官以为，学生会像没有高考这把“尺子”时一样循规蹈矩地学习，各级政府会像没有GDP指标时一样按部就班地发展经济。正常来讲，只要你按规则老老实实来，学习能力强、求知欲旺盛的学生自然是获得知识多的学生；经济制度改进多、科技创新能力强的经济体，也自然是GDP增长快的经济体。目标和“尺子”之间是不存在冲突的。

　　但是很遗憾，当单一的一把“尺子”被引入后，学生和经济体的行为在制度引导下都会发生变化。高考制度引来了灌输式教育，学生从小学起就陷入了题海大战，而灌输式教育下解题能力的增强，和学习能力的提升、求知欲望的培养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有时甚至是负相关。能够肯定的反而是，学生本应该被充分开发的多元化才能，一定会被单一指标压抑甚至扼杀。那么，出现了单一GDP指标后的经济社会呢？此时，政府也会变得不再关注经济制度改善、保证市场规范秩序、构建有助于科技创新的市场环境，想着的只是如何增加经济活动的数量。这势必导致市场监管力量的投入不足，造成对低质经济活动的纵容，默许甚至鼓励那些无实际意义，但对于增加GDP效果显著的经济社会活动。可以说，单一的一把“尺子”引入后，“尺子”一定程度会成为目标本身，这是一种难以逃脱的宿命。在经济中，在教育中，在其他领域，都存在这一问题。

　　无疑，我们又确实需要有“尺子”来衡量我们作为人所参与的经济活动，以实现有效评估自己过去的经济活动和为以后的经济活动提供参照。特别是考虑到，我国处于赶超阶段，找“尺子”来看看我们赶超到什么程度了，更显必要。其实，单一的一把“尺子”，其本身就难免会有各种问题。它并不能完全代表它想代表的那个单一目标。因为现实的目标再单一，它也复杂到难以为我们所完全把握；而“尺子”却只能简单到如我们想象中那般简单。

　　就教育而言，高考作为一种考试可能并不完全能反映学生掌握知识的多少；而就GDP指标而言，GDP本身作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也是存在挑战的。如金融一类的服务业，如何准确测算它们的产出，是自1934年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开创国民经济统计核算起，就一直存在的难题。这些服务业部门甚至被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称为“不可测部门”，而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增加值占到GDP的77%。GDP指标的这一问题，无疑意味着GDP数值本身的意义是需打些折扣的。我国2009年服务业比重虽然只有43%，可能所需打的折扣少些，但是这同样告诉我们，不能把GDP数值看得太重。

　　我们理想的社会当然是一个能够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对经济活动的过程进行全面考察的社会。在那里，我们不仅仅只考察一种学习结果、一个经济活动的结果，而且考察整个学习过程、整个经济活动过程。因此，目标和“尺子”不一致的问题不会那么突出。

　　然而，一个理想社会，就教育而言，至少需要有公平、透明的制度环境；而就经济而言，可能还需要经济活动参与者的意见在政策目标制定过程中，能够得到足够反映。只有健全的制度具备后，才能够实现用多把“尺子”对多个环节，进行相对科学的综合考察，而这需要整个社会制度环境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