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看到媒体上的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企业家深以为然、受到启发，但很可能更多的商界人士会不以为然。在中国经商，创新对于有的人是需要的，但对于大多数人是多余的。我们的现实是，垄断榨取暴利，投机获得暴利，而风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你找到一个好的平台，各种资源就会尽归于你，你的企业很平庸，但利润可能最丰厚。所谓创新，就纯属局外人的美好想象。

　　乔布斯去世后，美联社说，他“是一位CEO，一位科技奇才，一位未来学家，一位革新者，一位铸造者”；对于乔布斯的成就，《华尔街日报》也作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解读。如果我们把乔布斯的成功归功于美国的“制度”，为什么有着相似“制度”的日本、欧洲没有产生乔布斯？甚至在美国，乔布斯式创新者也为数极少，甚至有人认为他是“绝版”。这说明，个人的经历、理念、个性对于创新的决定性作用，其中有很多因素对企业家个人是有启发意义的。

　　但乔布斯式创新仍然需要某种土壤，这就是制度性、文化性的前提。这种前提作为“因”，并不必然产生创新的“果”，但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就盖不起高楼大厦。在美国，资本在市场上获利的利润率已经平均化了，垄断暴利不存在了，而投机又伴生着巨大风险，结果也难言暴利。有希望获得暴利的，就是技术创新。创新使企业进入那些没有竞争对手的领域，结果就是暴利。苹果的700亿美元现金储备，就是这样赚来的。

　　在中国，亿万富翁主要是一些房地产商，他们需要的是过硬的政商关系，不太需要创新。据媒体报道，近两年中国商界刮起一股“回归体制内”热潮，也就是下海者重回国企，因为国企员工“朝九晚五”，收入既高，声色犬马又能列入公款消费。而中石化、中移动、四大银行等国有企业，虽然没有多少创新，但垄断暴利滚滚。

　　要说某些国企，它决不仅仅是获取垄断暴利这么简单，它实际上是在磨灭从业者们的创新意志，甚至干脆就是在阻止企业家的出生和成长。石油、电力、电信、公交等行业的国企，一直有内部职工集资办企业，选择那些利润丰厚的国企业务介入，寄生在国企业务上发财。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电力总公司职工曾创办4家企业，去年底被国家电网收购，股东一下子分红6亿元，很多人突然成了千万富翁。既然“体制内”意味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谁还九死一生地去创新？

　　看来，乔布斯欲以苹果“改变世界”，但资本的本性还是赚钱，创新的目的是更多地赚钱。所谓创新，在美国，实在是获取暴利的少数手段之一，它是“制度”规范带来的一种选择。

　　在乔布斯神话背后，是一片土地、一个国家。中国企业家要学乔布斯，但我们还得改良企业家脚下的土壤，这是需要政府动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