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工作历来是我们党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民主建设的推进，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广大农民既成了经济上的“自由人”，也成了社会管理上的“自由人”，整个农村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多元、更加活跃，农村社会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但原有管理模式并没有适应这一变化、及时转型到位，从而影响了农村的稳定与进一步发展。

      作为县一级党委、政府，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好农村的稳定与发展问题，带领农民实现新跨越？我们认为，核心有三点：第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党的领导，才能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才能解决好“由谁领导，由谁组织”这样一个重大课题；第二，切实让农民组织起来，这是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之路；第三，让农民群众当家作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自治，这是农村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也是焕发和调动农民巨大创造热情的一个根本保障。

      基于这样的思考，从去年5月份以来，我们大胆创新，在全县探索推行了农村社会管理“四个覆盖”工作模式（即：基层党组织全覆盖、基层民主组织全覆盖、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全覆盖、农村维稳组织全覆盖），就是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村代会为平台，以农村经合组织和维稳组织为骨架，以服务群众和协调、整合农村各方利益为职能，打造一张覆盖整个农村和广大农民的管理服务网络。通过大力发展各类社会组织，让分散的个体农民有效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农村社会管理体系，再通过在各类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把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组织周围，用共同的追求凝聚了人心、用紧密的组织团结了群众、用群众的办法治理了乡村，实现了党领导农村工作与农民群众自我发展、自我管理的有机结合，既巩固了党在农村执政的群众基础，又保持和发展了广大农民群众自我管理、创业致富的劳动热情，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快速发展凝聚起了强大合力，较好解决了村级党组织作用弱化、村民自治虚化、农民致富难、农村稳定难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探索出了一条新形势下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的新路子。

一、基层党组织全覆盖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基层党组织长期以来直接领导农村经济事务、组织农业生产和充当基层政权、“代民执政”的状况。在这些变化之下，农村基层党组织普遍感到不适应，不能准确把握自己的定位。许多农村党组织、无职党员要么难以发挥作用，甚至无所适从、无所作为，要么继续沿用过去的手段和做法，靠行政命令、包揽代办的老套路，很难实现对农村的科学领导。同时，一些行业、领域和地带也出现了党组织建设和党的工作的空白点，很多新经济组织、民间组织也游离于党组织领导之外；此外，农村还有一些能人，活动能量大，但又不在体制内，难以发挥积极作用，个别甚至成为影响农村和谐稳定的消极因素。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的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组织作用的发挥，甚至动摇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如何实现基层党建工作与农村具体实践的有机结合，如何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管理优势、服务优势？我们的做法是：适应市场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创新党组织设置方式，按照“群众走到哪里，党的组织就跟到哪里”的原则，坚持把党的组织建到基层民主组织和综治维稳组织当中去，建到各种经济组织、产业链条当中去，建到园区、社区当中去，把所有党员都纳入到组织体系中去，让其带领群众一起抓稳定、闯市场、搞生产，解决好让农民组织起来和由谁来组织的问题，改变了过去农村党组织抓具体工作手段单一、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状况，使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农村工作的方式，初步实现了由直接决策到出谋划策、由直接指挥到引导服务、由直接领办到搭建平台的转变，进一步提高了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水平。2010年以来，全县农村新建各类党总支10个，党支部18个，党小组1641个，其中维稳组织党小组1026个、民主组织党小组300个、经合组织党小组121个，其它类型党小组194个。

       通过把党的组织拓展延伸到农村各个领域、行业，加大了党组织在农村的覆盖范围和覆盖密度，形成了覆盖各方的基层党组织网络，党的领导又有了新领域，党的活动又有了新阵地，党员发挥作用也有了新平台，党员的身影又活跃在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在推进“四个覆盖”中，我县绿苑蔬菜合作社党支部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开展了党员示范棚、党员结对帮扶等一系列活动，先后共帮扶社员500余户。梁村镇张庄村十几名老党员自发成立了义务清洁队、巡逻队，每逢农历四、九日张庄集市义务清扫街道、开展巡逻治安。党员张建峰说：“我们作为共产党员，能为村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感到很光荣！”推行“四个覆盖”以前，肃宁镇城内村由于缺乏文化娱乐设施和组织，许多村民一到晚上和农闲时节，便聚在一起打麻将消磨时间，不少人因为痴迷其中严重影响了家庭和睦，也带坏了村风，推行“四个覆盖”后，村里部分党员在村党支部的支持下，带头筹资6000余元组建起了秧歌队，义务给群众演节目、搞娱乐，在他们的影响带动下，许多村民远离了酒桌、麻将桌，敲起了大鼓，扭起了秧歌，在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了村风、民风的改善。通过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带领群众发家致富，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赢得了群众的尊重和认同。群众深有感触地说：有了这些党组织，咱老百姓就有了“主心骨儿”，过日了更踏实了。

二、基层民主组织全覆盖

       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村委会这一村民自治组织在农民的广泛参与下建立起来，农民群众的民主理念、民主意识也不断增强，这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基层民主乃至整个国家的民主建设都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村民自治组织建设及运行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村民自治只是停留在民主选举这一环节上，而随后的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环节由于缺乏一个有效平台和载体，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村民自治”演变成了“村官自治”，出现了群众想参与没机会、想决策没权力、想表达没渠道、想监督没办法等问题，形成了“半截子”民主。

       怎样使村民自治不沦为“半截子”民主，怎样保障广大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我们的体会是：只有把赋予农民的权利真正落到实处，才能管住权力；只有让农民对村里的大事有话语权，才能激发他们的主人翁精神，才能理顺群众情绪，化解各种矛盾和问题，推动农村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为此，我们从健全村民自治组织入手，把村民代表大会这个民主平台搭建起来。在村一级，建立了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委员会和村民监督委员会三个机构，三个机构都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其中村代会是最高决策机构，村委会是执行机构，村民代表会选举的村监会是监督机构。凡是涉及本村发展的重大问题，都要通过村代会作决议，形成决议后，由村委会去执行，执行的好与坏由村监会进行监督，并对村代会负责。这样就为村民参政、议政搭建起了一个平台，让村民代表集体讨论决定村里的重大事项，改变了过去由村干部包揽村政村务的做法，真正实现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转变。同时，为体现党的有效领导，我们通过村支书竞选担任村代会主席的制度设计，使党组织通过村代会这一平台，把群众的意志、群众的想法、群众的呼声变成村代会的决议，从而理顺了村党支部、村代会、村委会和村监会之间的关系，真正建立起“党组织领导、村代会决策、村委会执行、村监会监督”的村级治理新架构。这样，就使村民自治的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监督，连接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党的领导和村民当家作主实现了有机融合。

      村级民主组织的建立，让群众真正成为了“当家人”，村里的重大事务都由村民和代表来决定，人是大家选的，事是大家定的，钱是大家管的，过程是大家看着的，群众情绪得到了理顺，干部行为得到了规范，干群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很多过去难以执行的决策得到了执行，很多过去难以解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有的村民说，过去村里的事儿干部管，和自己没关系；现在是大伙商量着办，干的是大伙的事儿，心气儿顺了，没理由不甩开膀子干。一些村民当选村代表后，很快由“消极”走向 “积极”，在拆迁、修路、公益事业建设等方面，主动配合“村两委”做群众工作，改变了过去村干部“单打独斗”、“费力不讨好”的状况。村干部也反映，原来村里一些事是党支部、村委会定，不征求老百姓意见，往往工作没少做，百姓不买账，村干部有苦难言；现在有了村代会，大事小情都让群众明白、由村民做主，村里的工作也顺茬儿了。南甘河村是我县第一个整建制搬迁改造的城中村，工作中，我们充分发挥村级民主组织的力量，通过村代会来民主决策拆迁过程中的补偿、赔付和评估标准，大事都由村代会来决定，做到公开、公正、透明，群众都很满意，仅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全部搬迁完毕，创造出了肃宁拆迁历史上的“南甘河速度”。邵庄乡南庙村原来是一个出了名的“难闹村”，由于村“两委”班子瘫痪，村里的公益事业多年没人管、没人干，各种矛盾纠纷不断，推行“四个覆盖”以来，村 “两委”充分发挥村代会职能，大事小情都通过村代会讨论决定，让群众当家作主，一年来先后筹资十多万元新上变压器两台、新打农用机井四眼、整修农用电线两千米，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全村上下心齐了、气顺了，成了远近闻名的“模范村”。

三、农村经合组织全覆盖

    改革开放初期，通过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拥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这一制度并没有解决好农村市场发育和市场机制形成问题，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推进，农村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模式，逐渐暴露出规模小、成本高、效率低、收益少等问题，单打独斗的农民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站稳脚跟、发家致富。我们党和政府在解决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如何打破大部分人富不起来的僵持局面，带领广大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的再一次突破和跨越？我们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解决好“桥”和“船”的问题，这个“桥”和“船” 就是农村经济合作组织。通过经合组织，整合农村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人才、农资等生产要素，让分散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提高农村经济市场化、组织化、合作化程度，使农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步摆脱弱势地位，实现与市场的有效对接。

    工作中，我们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优惠政策，开展多方面的培训活动，因地制宜、不拘一格地大力培育发展各类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目前，全县已建立各类经济合作组织303个，入社会员9200多人，涉及206个村，带动农户4.9万户。通过这些经合组织，把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一头牵农户，一头联市场，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产业化“链条”，为农民开通了“致富路”，架起了“致富桥”。我县付佐乡西甘河村18户农民，在县、乡的支持鼓励下自发成立了一个蔬菜合作社，集中建起了18个温室大棚，大家联合起来统一购买建棚所需材料，每个大棚的投入比一家一户单建节省了近20%的成本；我县佳旺果品专业合作社，通过实行规模化生产、规范化管理、品牌化销售，与北京家乐福超市签订了每年200万公斤的果品直销协议，每公斤黄冠梨售价比市场价高出6毛钱，仅此一项每年就为果农增加收入120万元。这“一降一升”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群众通过加入合作组织，得到了实惠，尝到了甜头，积极性越来越高。很多致富无门的“困难户”也在经合组织带动下走上了发家之路。

四、农村维稳组织全覆盖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各类集体组织职能的弱化，农民原来那种邻里守望、团结互助的观念越来越淡化，邻里关系淡漠，矛盾纠纷不断；随着农民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各种利益诉求日趋复杂多样，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化解难度也越来越大。此外，由于农村治安缺乏有效管理，一些流窜犯及犯罪嫌疑人以农村为据点开展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再加上农民各顾各的家，各干各的事，相互之间出事没人管，遇事无人帮，农村治安问题比较突出。

    如何真正实现农村的和谐稳定、长治久安？我们认为，既要发挥好政权的力量，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人民群众当成维护稳定的主体。立足于“让农民自己帮自己、自己管自己，有事大家管、有情况大家帮”，我们在全县农村探索推行了“3+1”维稳模式。所谓“3”，是在村一级建综治工作站，设“一干两员”，即：综治专干、治安隐患信息员和矛盾纠纷调解员，专抓农村社会稳定和安全；在过去生产队或现居住片区的基础上，建综治小区，管40到60户农户；综治小区再往下，每10户设一综治小组，由一名威信较高的村民牵头负责。所谓“1”，是在各村设立治安巡防队，实行专职巡防队与每家每户轮流值守相结合，在全村开展治安巡逻防范。目前，全县农村普遍建起了“站、区、组、队”组织，其中，村级综治工作站255个，综治小区1479个，综治工作小组5578个，聘任村级“一干两员”759人，专业巡防队员1739人。

    通过建立“3+1” 维稳组织，划小了农村社会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把广大群众当成了维护稳定的主体，群众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小区长、小组长通过“老乡亲”、“老面子”做工作，好多事不用村里面、不用乡里面，第一时间就在群众当中把矛盾化解了，真正做到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窝北镇刘坦村，过去因为一些小矛盾、小纠纷没人管，村里每年都要发生几起人为的“小火灾”，你给我点个麦秸垛、我给你烧点玉米秸。推行“四个覆盖”以后，通过小区长、小组长做工作，矛盾化解了，村风和谐了，一年来再没发生一起“放火事件”。同时，通过建立治安巡防队，让人民群众自己保卫自己的家园，自己给自己看家护院，小偷小摸、打架斗殴的问题大大减少了，也减轻了乡、村两级工作压力，真正实现了党委、政府组织管理与农民自我管理有机结合，有限的警力与无限的民力之间的有机结合。有的群众高兴地说：有了巡防队，晚上睡觉忘了插门，也出不了事，维稳组织真是咱老百姓的“保护神”！去年以来，通过村级维稳组织，共排查出重点矛盾纠纷681起，成功化解663件，农村信访案件的存量同比下降40%；协助公安机关破获各类案件20余起，农村治安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30%。通过推行“3＋1”模式，整个农村更稳定、更和谐了，群众的安全感、责任感、集体感、荣誉感也大大地增强了。

    在推进“四个覆盖”过程中，为切实加强党对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我们坚持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通过建立“四个覆盖”对接机制，促进各类组织的融合与发展，使党组织由决策者转变成为组织者、服务者，在统筹协调中实现对农村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稳定工作的有效领导。同时，通过“四个覆盖”体系，农村致富能手、种养大户、红白理事会成员等各个方面的“能人”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了，都有了用武之地。这些“能人”有的担任了经合组织领办人，有的在“3+1” 维稳组织中当上了小区长、小组长，有的被选为村民代表，这些“能人”现在是“为党所用”，也成为我们下一步发展党员和村干部的重点培养对象。这样，既拓宽了基层党组织吸引新鲜血液的渠道，也为一些优秀分子不能入党的问题找到了解决途径，发展党员有了可靠的群众基础，进一步优化了党员和村干部队伍结构，使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稳固。

    “四个覆盖”推行一年来，由于它满足了群众当前求富、求安、求乐、求做主的需要，所以广大基层干部群众衷心拥护这个事。同时，“四个覆盖”也得到了中央、省、市各级领导和国内一些知名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引起了各级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最近，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同志在反映肃宁“四个覆盖”经验的材料上，作出重要批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何勇，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综治办主任陈冀平对肃宁的“四个覆盖”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原省委书记张云川、原省长陈全国和省领导付志方、赵勇、梁滨、臧胜业、张越、景春华、宋恩华、沈小平等同志也分别作出重要批示，指出：肃宁的做法要结合社会管理创新及群众工作的深入，适时适地予以推广。今年2月份，省委副书记付志方同志专程到我县就“四个覆盖”进行调研并指出，“四个覆盖”把发展经济、维护稳定、开展群众工作、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加强基层党的建设融于一体，方向正确，便于操作，具有积极的意义，并要求在全沧州市进行推广。市委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在全市学习推广肃宁“四个覆盖”工作经验，并在肃宁召开了沧州市推广“四个覆盖”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现场经验交流会。最近，省委由付志方同志牵头搞的社会管理与创新调研，明确提出要在全省农村推广肃宁 “四个覆盖”经验做法。国内知名党建专家、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先后两次到肃宁就“四个覆盖”进行专题调研，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四个覆盖”不只对农村社会治理具有普遍的意义，而且对全国改革也具有普遍的意义，它显示了中国农村改革整体推进的方向；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全国党建研究会在我县召开了“农村治理创新”研讨会，对“四个覆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一致认为，“四个覆盖”为农村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是认识和把握农村改革方向的一个极好范例；中国社科院“完善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对策研究”课题组认为，“四个覆盖”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和党对农村工作领导的重大创新，是推进农村社会管理的一场革命。《新华内参》、《内参选编》、中纪委、中组部、中央政法委和中央党校内刊等重要刊物都刊发了肃宁“四个覆盖”的工作模式，新华社、人民日报、人民网、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河北日报、燕赵都市报、河北电视台等主流新闻媒体都对“四个覆盖”进行了宣传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