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 在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中日友好园林”内，一座刻有日本“满洲开拓团”逝者名字的石碑在“日本人公墓”旁建成，这里的“日本人公墓”安葬的是二战期间日本关东军带来的日本开拓团成员。这个石碑的建成，在中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反对为日本开拓团建立纪念碑的抗联老战士、抗联牺牲将士后代和部分专家学者发表声明，要求方正县消除负面影响，撤销错误决定，推倒“日本开拓团碑”，尽快完善建立抗联纪念设施。 而在日本，有许多中国人殉难者的慰灵碑，甚至在靖国神社中，也有一个“镇灵社”，悼念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各国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但是日本人一般没有异议，从这一点看，这次的争论也体现了中日生死观的不同。

    据方正县透露，在二战后期日本关东军补给基地所在的方正县遭到苏联军队攻击后，来自日本各地的开拓团成员准备回国，但约5000人由于饥寒和传染病死亡。中方于1963年将尸骨埋葬并建成公墓，这次立的石碑由方正县投资约70万元人民币建成，碑上刻有通过日方提供的信息等途径已确认身份的250名逝者，但由于不少开拓团成员无法确认身份，墓碑并未刻上其姓名，而方正县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王伟表示：“和所属国家无关，死去的日本人也有他们的名字，我们是带着反省历史祈愿和平的想法立碑的。”据悉，该县还将继续调查开拓团成员的姓名并将之刻上石碑。此外，刻有在华日本遗孤养父母姓名的石碑也在该友好园林建成。当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松本盛雄等中日相关人士28日前往墓前献花。

    而笔者就此事采访了日本方正友好交流会的事务局长大类善启先生，据大类先生说:在战争结束以后，约有4500--5000日本开拓团员和家属在方正县死去，1963年，经过周恩来总理的批准，在方正县建立日本人公墓，在1984年，又在这座墓的旁边建立了在方正县麻山地区战后被迫自杀的400多开拓团员及其家属的公墓。

    而这次建立这个刻有开拓团员名字的石墙，是完全由方正县政府主持建立的，日本人没有参与。在建这座石墙之前，方正县外事办公室曾向他们询问，是否能提供一些死难的开拓团员的名单，这样北海道和长野的一些遗属提供了一些名单。

    7月28日，他为了“莲花节和中日文化交流会”访问了方正县。 8月1日 ，就这座石墙的建立，“九一八”全国鸣警报首倡者、中日关系观察家王锦思、 军旅作家、抗联史专家、赵尚志头骨发现者姜宝才、著名学者、原解放军报高级编辑李庚辰、抗日将领杨靖宇嫡孙、吉林省靖宇县县长助理马继民 、抗日将领赵尚志外甥、李龙、李明 等发表一份声明，声明指出:近日，黑龙江哈尔滨市方正县投资约70万元，为日本“满洲开拓团”逝者立碑，激起全国各界的极大愤慨。我们——长期从事抗联精神宣传的抗联老战士、抗联牺牲将士后代和部分专家学者更是无比愤怒，特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就这一事件发表严正声明。

    声明要求:为“日本开拓团”立碑，不管是哪个人或哪个部门批准的，都要追查到底，如有腐败行为要严惩不贷。要求方正县消除负面影响，撤销错误决定，推倒“日本开拓团碑”，尽快完善建立抗联纪念设施。

    对于日本右翼势力以金钱为诱饵在我国境内保存“战争遗迹”的行为，要引起国家和人民的足够警惕。对有损国格人格的行为，不管有什么“招牌”和后台，都要坚决地抵制、严肃处理，防止类似把“日本开拓团碑”也当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荒唐丑陋事情再次发生。

    在日本，有几百个中国人慰灵碑，多是被抓到日本当劳工死去的中国人的慰灵碑，如北海道的室兰、熊本县的荒尾市、秋田县的大馆市，都有这样的碑。在甚至在靖国神社中，也有一个“镇灵社”，悼念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各国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但是日本人一般没有异议。而且日本还有一种专为敌人慰灵的传统。

    日本著名文化学者、哲学家梅原猛指出：“ 如果以《古事记》中的神道为(日本的)传统神道的话，则《古事记》中的神道是由祭祀自己（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和祭祀被天照大神的子孙所灭的大国主命的出云大社这两个神社构成，而出云大社比伊势神宫还要大。为在自己夺权时所灭掉的人们镇魂的神社，要建得比自己祖先的神社大──这才是日本的传统。在抗击元寇之战以后，镰仓建立了祭祀元朝战死者的寺庙，就是丰臣秀吉那个时候，也为在朝鲜被(日本军队)杀害的朝鲜人建立了耳冢。”

　梅原猛在这里所讲的是日本“为敌人的慰灵”的传统。的确，和其它的文化与国家相比，日本人的这一传统是非常突出的，就是在抗日战争中，日本的军队也时常展开“为敌人慰灵”的活动。如1940年5月16日深夜，日军汉口广播电台中止正常广播，插播一则消息：

　“ 据前方战报，大日本皇军第三十九师团长在本日扫荡湖北宜城沟沿的作战中，向敌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发动了决定性打击而将其消灭。在遗尸中发现了支那大将张自忠总司令及其下属幕僚、团长多人，同时缴获大量军事文件和军用地图，收到极大战果。”

　“张自忠总司令，字荩忱，卢沟桥事件爆发时，是天津市长兼当地中国军第三十八师师长，性格温厚，威望极高。中国事变爆发以来，如此高级的指挥官战死，这是第一个。张自忠总司令泰然自若之态度与大将风度，从容而死，实在不愧为军民共仰之伟丈夫。”

   “ 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据说在这之后日军为张自忠将军进行了“慰灵的活动”，并将张自忠将军安葬。

　笔者在1937年至1945年的日本《朝日新闻》上找出约16条日本军队为作为敌人的中国战死者慰灵的新闻,当时他们也称中国的战死者为“英灵”。日军也曾为战死的杨靖宇将军立碑。

     日本人认为，人一旦死了，无论生前做了什么，都会成佛。死是一种全方位的肯定。中国人一般认为，人死了，其罪孽仍然存在，如在晋朝张晋的《博物志》中就有“泰山地狱”的说法，认为生前做了恶行，犯了罪的人，死后要进地狱受罚，而中国接受佛教以后，有些人将佛教的地狱观念与道教的地狱观念结合，认为罪人就是死了也要进地狱的受惩罚。

    但是中国的传统又是复杂的，主张对死者宽容的思想也大量存在，中国佛教也有“放下屠刀，立即成佛”的思想。
　一些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人的生死观时，以中国和日本相对照，说中国人没有尊重死者的传统，是“ 鞭尸的民族”。确实，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伍子胥鞭楚平王”的记载。伍子胥为春秋时代楚国人，其父伍奢和其兄伍尚为楚平王所杀，他被迫逃亡吴国。后随吴军攻陷楚都，当时平王已死，昭王即位。伍子胥旧恨难消，破平王墓拉出平王的尸体，抽了三百鞭。

　其实当时的人们对伍子胥的这种做法也是不赞同的。伍子胥在楚时的好朋友包申胥听说伍子胥的行为后，派使者去责问伍子胥说：“ 你难道不觉得太过分了吗?更何况他曾是你的君主。”

　伍子胥辩解道：“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逆施之。”

　看来，当时伍子胥自己也认为他的行为是“ 倒行逆施”。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伍子胥的这一行为加以“ 酷评”：“ 怨毒于人，甚哉!”
    在历史上，中国人也有“为敌人慰灵”的活动，当然不像日本那样普遍。如曹操厚葬关羽就是一例。另外，日本人伊藤桂一所著《伐采队的体验》一书中记载了抗日战争中这样一件事：十二名日本兵去采伐构筑阵地用木材，途中被八路军包围，这十二名日本兵全部战死。后来日军救援队找到了他们的尸体，他们全部被八路军掩埋。那里是一个柿树林，而掩埋他们的地方插着十二根柿树枝，作为他们的墓碑。

    中国人“ 以德抱怨”的传统感动过无数日本人，我曾经经常采访日本的一个民间组织，叫做“中国归国者联络会“，他们都是从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回到日本的老人，按普通人理解，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理应是发泄积怨，倾诉苦难，因为战犯管理所是监狱，而他们是犯人。然而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成立“中国归国者联络会“，是为了缅怀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倾诉他们在抚顺的感动，他们会向着大海，用他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用过的洞箫，吹一首深情的曲子，倾诉他们绵绵的思念；他们把逝世的原看守的遗影，放在家里，事务所里，以示永远的思念；他们把原看守们请到日本，倾诉惜别的深情；他们不远万里，亲赴抚顺，去庆祝抚顺战犯管理所成立五十周年……

　他们之所以有这种奇特的感受，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他们虽然是战犯，但是当时的抚顺战犯管理所贯彻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把他们当人看，既尊重他们的人格，也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看守们吃的是粗粮，他们吃的是白米，管理所还从全国各地请来会做日本料理的橱师，给他们做天妇罗、寿司、酱汤……没有任何辱骂体罚，没有强迫劳动，有充分的娱乐，有完备的医疗……反省发自于内心，认罪来源于感动。

    而我认为:日本开拓团主要的一面是战争受害者，中国人不应该忘记我们前辈的宽容的美德，对死后的世界，更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