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资源环境可持续是人类文明可持续的基础。由于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在未来三四十年中，城市化率将提高 30多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将净增3亿多，城市总人口将超出10亿，而美英德法意加澳7个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也只有6亿多，因而，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是21世纪影响中国，而且是影响世界的大事。人口、非农产业和物质消耗与排放大规模聚集的城市化，将加剧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社会失稳的进程，则城市化必将不可持续。反之，如果城市化在节约资源、改善环境、和谐社会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则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我国的城市化必须为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否则，我们将会掉进发展的“陷阱”。实现这种选择虽然有很大的难度，但也有很好的条件。难度主要是传统模式的城市存量及其惯性巨大，我国现有的城市人口规模已远远超出上述7个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但其布局和结构仍很落后，其巨大的惯性仍在使增量按传统城市的模式迅猛扩张。这些城市较普遍地存在着非农产业无序聚集，相互间物能投入产出关联度低，资源难以就地就近循环利用，高消耗高排放成为难治的痼疾；大量侵占耕地林地湿地，加剧资源消耗、生态失衡；好大喜高，只求眼前视觉效果，不顾日后隐患风险；垃圾围城，环境污染严重；道路拥堵，出行困难；生活成本高，生存压力大；贫富悬殊，犯罪率高；管理落后，办事效率低等传统模式城市的几乎所有弊病。

　　好的条件主要是：城市化的增量部分可以在新的起点上进行科学布局和资源配置。城市是人才、信息和科技研发的中心，只要确立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各项相关原则和衡量指标，以此为最低标准，激励创新超越，就有可能使城市化的增量部分不再折腾地进入可持续发展轨道。由于我国城市化的增量部分将占整个城市化总量的1/3，这一块率先转向可持续发展，其意义就十分重大：首先是它可以切断老城市（或老城区）走传统模的惯性扩张之路，而且走新路比走老路的即期和长期综合成本都更低；其次是它可以为老城市（或老城区）模式转换提供经验借鉴、压力释放空间和回旋时间；再次是增量转移即是产业、人口、需求的转移，它将使老城市（或老城区）房价回归理性，人流车流超负荷承载得以缓解，并为城市的社会建设提供宽松条件。

　　城市化与生态化融合

　　人类建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9000年前（约旦河北岸的古里乔），古人对城市的选址、布局，建筑很有讲究，但远古上古时代的城市除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北部的比布鲁斯城（今名朱拜勒）外，已几乎无一幸存，中古时代的城市也大多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近代的城市则饱受污秽、水旱和瘟疫之苦，现代的城市除前面所提到的弊病外，还有不少，如能源瓶颈等困扰，现代城市规模大的人口超千万，人口超百万的已比比皆是，一旦缺电缺水缺油，社会问题就会爆发性地显露出来，能源短缺将直接导致城市的衰落和文明的逆转。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只能是生态城市。什么是生态城市？不能简单地把花园城市、田园城市、山水城市、森林城市等理解为生态城市，生态城市不是城市要素与环境要素的相加，而是二者的融合，它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特征。

　　第一，能充分利用所在空间自有的可再生清洁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能、氢能、地热能、生物能等等，其外部输入的能源清洁安全可持续；而且，自有可再生能源在总能耗中的占比愈高和利用率愈高，其抗风险的能力就愈强，废热污染对环境的影响就愈小。

　　第二，资源循环利用最大化、消耗和排放最小化、替代可持续；而且，生产的目的是产品服务效用最大化，能以最小的物能投入实现需求满足的最大化。这两者都缺一不可，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仍然只是形式上而不是实质上的生态化，仍然走不出高耗低效的怪圈。例如，在近些年我国城市化加速过程中，城市住房需求强劲，房价被热炒而暴涨，许多人都卷入炒房狂潮中，购有多套住房待价而沽的家庭已不是少数，有钱人更是数十套地囤房，而他们在同一时间实际消费的住房只需一套，低收入家庭则望房兴叹。因而，无论建筑领域如何降耗减排，其整体效果却是物质投入最大化，效用需求满足最小化，严重阻滞了城市化进程。又如，大力发展和普遍利用公共交通，就能以最小的消耗和排放满足居民出行的效用需求，但私人汽车的膨胀，不仅大大增加了消耗和排放，而且造成交通拥堵而使出行效用需求满足最小化，加上富人的虚荣需求永无满足，庭院中摆上几部豪华汽车只看少用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就使得无论汽车生产领域如何降耗减排都于事无补。我国的物能消耗、环境污染、GDP增速称冠全球，可投入产出效益和产品效用服务却很低，这是根本原因之一。

　　第三，城市的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形成全面协调的共生网络系统，这个网络系统运行的趋向是系统功能不断完善，而不是某个部分“一家独大”地膨胀；网络系统所提供的产品有不断增进人类身心健康和生态平衡的功效，而不是数量的盲目增长；网络系统在演替中不断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发展，趋向于生态学持续力最强的稳态，而不是多样性衰减的系统脆弱平衡。例如，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工商业过度膨胀，人口过度膨胀，少数人利益过度膨胀，这样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污染严重，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犯罪充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严重失衡，它在发展上不可持续，在现状上只能靠高成本的强制力来维持。

　　第四，始终处于最佳生态位和具有最强组织力，与各种承载力上下限保持足够距离，有在阀值范围内自我调节、完善、强化的功能，有不断增强的承受冲击力、利用外力、同化异力的转换融合功能。例如，城市的选址和布局占用耕地、林地、湿地最小化，避开断裂带，近水无洪涝之害，靠山无崩塌之忧，由于它不冲击农业和生态，地质安全，反过来其生态位也就不受农业和生态保护的冲击，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成本就很低，并具有强大的抗逆力、吸引力和同化力。

　　城市生态化要做好社会建设工作

　　城市生态化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构成，二者同属一个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建设。从社会的现实出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建设需要重点解决好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教育问题。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的产物，要解决好自然和社会问题，首先解决好人自身的教育问题。必须把基础教育、社会教育和终身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基础教育必须解决好如何做一个身心健全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类、有益于自然的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教育就是失败的。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创新生物学、生态学、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法制、科技知识教育，使所有的人都具有身心自我平衡能力、道德勇气和社会责任感。社会教育必须充分利用大众媒体，以鲜活的自然和社会实例及生动的理论述评、全球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展示、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新闻等形式，使所有的人都能及时地了解社会和自然的动态，既开眼启智，又增强责任担当意识。终身教育不仅是专业知识教育的延伸更新，而且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需。

　　二是文化问题。在原始和农业文明时期，世界各民族都走过了一条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并在这期间创造了自己的文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民族走向开放和融合，但许多民族之间在历史上曾经历过冲突和战争的痛苦，彼此间的文化和心理歧见仍疑忌难消，而且大多数民族自身也都有着漫长的阶级分化和斗争历史，其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歧见也使彼此之间缺乏信任感。但是，城市化的发展、社会的和谐、人类的融合都要求人类必须完成文化进化，否则，城市就会被各种文化歧见所无形撕裂，成为种族歧视、帮派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的温床，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历史文化，既要肯定文化多样性的宝贵价值，又要批判文化中的各种偏见、歧视和荒谬，充分吸取其中的营养智慧，整合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文化。

　　三是民生问题。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使民生问题不可能走无限做大蛋糕，少数人得“火腿”，多数人不失去得“香肠”希望的老路，因为一个有限的系统只能支撑有限的物能消耗和排放。地球是万物共生的生命整体，而不是供少数人占有、施虐的对象，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从社会和谐和与自然和谐中寻找，首先要以最小的物能消耗和排放，实现效用服务的最大化；其次，就业和分配从资本增殖的工具和权力寻租的对象，转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使收入的差距不致动摇民生之基。当前可做的是创新和完善教育、医疗、住房、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切断权力与经济的脐带，激励自主创业，建立按能就业和公平分配的制度。

　　四是管理问题。权力集中、以权谋私、官僚主义、高耗低效是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社会管理必须在制度和用人两个方面推进现代化建设，制度建设要坚守公平正义、公开透明原则，接受全民参与、全面监督，严惩一切贪腐犯罪、渎职行为，追究错误、事故责任，消除特权残余。一个称职的社会管理者必须是熟悉基层，敢于直接面对和解决矛盾，为广大群众所信任，而不是高高在上，远离群众，躲避矛盾，一门心思跑上层，拉关系的人；必须是爱听真话，闻过则喜，从善如流，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营造和谐氛围，而不是自高自大，独断专行，浑身长刺，处处伤人的人；必须是清廉公正，心胸坦荡，求真务实，敢于担当，而不是自视特殊，拉帮结派，以权谋私，贪功诿过的人。社会管理必须在制度和用人两个方面有突破性的创新，如果民情民意没有畅通的表达渠道，社会管理没有及时的反馈调节机制，就会使社会被无形撕裂，使矛盾积累激化；如果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吹的，吹的不如送的，送的不如亲的，就必然会导致人才的逆向淘汰，这种潜规则一旦形成，就会出现社会管理高成本与低效率反向而行。只有实践选人，才会有事业兴盛、人才辈出的可靠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