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称,南京从今年起将利用3年时间,对全市路牌逐步规范统一,目前已经更换320多块,平均一块路牌花费3000元左右,如果按照这一造价,全部更换将花费近1亿元人民币。这一新闻引起了市民和网友热议。对此,南京市城管局的简要说明指出,1亿元的说法是误读,这一数字从未发布过,路牌规范设置是一个有步骤、分阶段的系统工作,不可能一步到位。

　　在城市管理者眼中,更换路牌也许不算一件大事,但因为公众不知情,这样的“小事”同样成了公众与舆论关注的焦点。于是,有关部门不得不作出“事后说明”回应各方质疑,这恐怕是决策者始料未及的。

　　同样是在南京,前不久“搬迁法国梧桐”也曾成为舆论热点,相关部门多次作出“事后说明”才平息了风波。而新华网当时针对这一事件的“投票与调查”结果显示,58.4%的被调查者认为“城市化宜多听取民声”。其实,如果地铁建设部门在项目开工之前,多听取专家学者的建议,多听听普通老百姓的声音,合理规划,科学布局,几十棵大梧桐树的“悲剧”就不会上演。现在,路牌更新决策的事先准备显然并不充分,否则,公众反响不会如此“强烈”,相关部门也不用忙于“事后说明”。

　　类似的“事后说明”在许多地方很常见。民众作为城市的主人和管理服务的对象,对政策制定应该享有重要的发言权,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部门往往不尊重甚至忽视、削弱这样的发言权。因为事前征求民意、听取民意不够,所以公众对一些城市管理决策不知情,更谈不上什么理解与支持。也因为事前被忽略的声音没有被及时“打捞”,被压制的意见表达不畅,一旦决策执行过程出现问题,公众的质疑与批评便喷涌而出。在此背景下的“事后说明”,往往难以弥补前期疏漏造成的不利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事后说明”实际上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不够的后遗症。

　　事实上,科学决策需要正确地把握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需要各种观点、意见充分的交流、碰撞和较长时间的磨合,让不同意见尤其是普通民众的反对意见,能够在决策过程中得到充分考虑。

　　公共事务决策要想少些“事后说明”,就必须进一步强化决策的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强化公众的利益表达、偏好表达,使公共决策真正成为公众参与决策的过程,成为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共识的过程。这样,公众作为决策的参与者,不仅对决策过程了如指掌,而且还会一同承担决策面临的风险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