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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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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村凭什么让人“羡慕嫉妒恨”?
时间:2021-06-28 15:01:13  作者:陈红艳 
  年初,一条名为“浙江的农村能有多豪华”的热搜,进入人们的视野。高达6.4亿的阅读量,过6万的讨论量,引发全国人民对浙江农村的“羡慕嫉妒恨”。很多网友发来浙江农村的照片,就连自建房看上去都像别墅或者城堡。然后浙江人还很凡尔赛:很多年前就这样了,这不是农村标配吗?!

  然而,让人“羡慕嫉妒恨”的还在后面。今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也就是,国家赋予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通过在浙江开展示范区建设,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其他地区分梯次推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出示范。作为中国首个“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乡村共同富裕,凭什么?

农村富得均衡

  实事上,按GDP总量排名,2020年浙江排在广东、江苏、山东之后,人均GDP落后于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直辖市,排名第六。但是浙江的城乡发展相对协调,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较好。

  2020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2699元和31930元。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为1.96,远低于2.56的全国平均数值。

  即使是浙江经济相对落后的衢州、丽水人均收入都超过全国平均收入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连续20年和36年居全国各省区第1位。

  也就是说,在和山东、广东、江苏放在同一权衡标准下,浙江连续36年第一,从未被超越。

  而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20年首次跨上3万元台阶,全国也只有上海、北京和浙江三个省市。前两名一个直辖市一个首都,浙江可算得上省会城市的一颗独苗。无疑,浙江农村居民跟上海、北京农村居民处在同一个水平。

  在浙江被确定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后,很多其他省份表示不服,网上有言论:“浙江经济比不上江苏,苏南就超过浙江”。

  从经济总量来看,2020年江苏40个县市的GDP总和达到了4.2万亿元以上,堪比一个中型省份。尤其是苏南地区强县林立,苏州和无锡两地,堪称我国县域经济中外资工业、民营工业的代表。

  但在江苏这些县市中,呈现出南强北弱的态势。

  苏南县域经济,以昆山和江阴两市分别作为两种经济类型的典范,在2020年两市的GDP总额都在4000亿元以上,等同于一般的中型地级市。而且人均GDP都在20万元以上,都已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

  相比之下,苏北的县域经济提升就要慢一些。苏北县市中,仅只有金湖县和东台市的人均GDP超过万元,最低的灌云县仅只有5.2万元以上。苏北县域人均GDP整体是在6-8万元之间,还是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江苏之所以不能选择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原因,因为苏南和苏北发展极不均衡,苏南强县和苏北县域的经济差距还是非常大。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广东的粤西北与粤东北,两地的经济发展阶段,城市都市化水平,与大湾区核心城市存在代差。

  显然,在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上,江苏和广东都输在均衡发展问题上。

  富得均衡,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独特优势,也是其强大吸引力和巨大潜力所在。

  从浙江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到:省内11个设区市的发展更为均衡。2020年人均GDP最高和最低为杭州和丽水,分别是136617元和61811元,相差1.21倍。

  浙江省2020年人均GDP(表格):

  杭州市人均GDP136617元,约为1.98万美元,是目前浙江最为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的城市。

  目前省内人均GDP超过10万元的地方有杭州、宁波、舟山、绍兴和嘉兴,其中杭甬州超过13万元,绍兴超过11万元。

  此外,湖州人均GDP接近10万元;台州、衢州和温州超过7万元;金华和丽水则在6万元以上。

  人均GDP超2万美元并非一个简单的数据,其背后则是一个城市的发展质量以及产业升级和带动能力。杭州作为浙江的省会城市,同时也是长三角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之一,它有人财物各项生产要素的磁吸和集聚效应,具有一定辐射带动能力。

  2010年以来,全国共有32个城市常住人口增量超过100万,杭州凭借323.56万人的增量,成为人口增长最多的十大城市之一。杭州、宁波、金华,成为浙江十年人口增量超过100万的城市。

  经济发达城市凭借优质的社会公共资源和良好的就业机会,能对流动人口形成强大的吸引力。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在分析社会变革内在根源时曾认为,“社会变迁起于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非但使各个人能够见到不同的生活形式,而且使个人遭遇新环境,要求新应付”。正是在比其他省份人群更为频繁地“遭遇新环境,要求新应付”之中,浙江“人的解放”豁然洞开。

  浙江无论人口、地域面积都具有一定规模,类似一个微缩版的中国。有“七山一水二分田”,行政区划上有2个副省级城市、9个地级市和53个县(市),城市、农村兼有,农村户籍人口占了一半。浙江下辖的城市,从第一梯队的杭州,中等规模的温州、绍兴、嘉兴、台州,再到县级的义乌、诸暨、龙港,镇级的横店、店口、乌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城市层级结构。

  浙江省具备开展示范区建设的代表性,得到国家发改委回应,浙江省内东中西部的探索,将有利于“共同富裕示范区”经验在中国的推广复制。

民营企业遍地开花

  浙江是全国私营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2020年,浙江的民营企业占比超九成,光是2020年新成立的民营企业,就有47.6万家。不仅如此,固定投资中,民营投资占了6成。在出口中,民营企业出口占了全浙江的八成多。

  民间力量在浙江人烹制的财富大餐上的份量,已经是必须用“蔚为壮观”这样的字眼才足以形容了。

  浙江乡镇与广东省一样多,并且形成了很多的产业集群。改革开放后,浙江“千家万户搞家庭工业”,很多浙江人,家里都会有个小厂子,一说就是家里做买卖的。在浙江,几乎每一个角落,你都可以嗅到这股神奇能量的气息。而且几个村里生产同一种产品就会做成全国第一,甚至全球第一,这造就了区域块状经济迅速成长。全域性绽放的市场活力催生出一个个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义乌的小商品、慈溪的小家电、永康的五金、绍兴的轻纺……民营经济遍地开花,造富了一方百姓。

  发达的民营经济被视为浙江的“法宝”。浙江的经济,很大一部分靠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不仅仅分布在城镇,广大的农村也有很多。

  山东省的GDP虽然领先浙江1万亿元,但人口却多出3000万,而且有大量的重工业国企和央企,山东的产业结构使其有浓重的危机感,在山东的报告中多次阐述了,产业转型的“迫不及待”。

  相对来说,浙江是我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也是县域经济最均衡最活跃的省份。从传统外贸行业,到最新互联网红利,共和国最近四十年的每一次产业升级红利,浙江一次都没有踏空。提到杭州,人们脑海里第一个出现的便是阿里巴巴这个超级巨无霸。

  其实,浙江在历史上国有资本的大项目相对比较少,因而市场化色彩比较浓、民营中小企业多、创业创新的氛围强。上个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纷纷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浙江地区的乡镇企业获取了外向型经济的活力,包括吉利、传化、万象集团都是大的上市公司,原来都是乡镇企业,它持续性的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最为关键的是,浙江的乡镇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将乡贤治乡的传统承接得很好。实施浙商“回归工程”利用乡情、亲情引导和动员在外浙商回乡投资兴业,依靠乡贤能人,将原来沉睡在这里的资产盘活,带动更多农民实现就地就近创业就业。治理乡镇不是从政治角度去完成指标,而是浙江一大群乡贤能人回乡创业。、

  “在浙江乡镇地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民营企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理事、浙江科技学院教授叶俊焘指出,浙江一带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都很发达,就在于农民已经智力化了,他们本身在城市经济大潮中历练过,而且在城市工作时都是精英人士,他们再回到乡村做企业就很有底气,成功率很高。

  浙江地区的农村都有产业,城市化已经穷尽以后,包括省级政府、区域政府,在公共设施的配套各个方面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之前,农村地区城乡差距已经很小,是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它的要素双向流动——农村到城市到农村的这种要素流动,相对来说浙江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再加上整个浙江目前已形成了3小时交通圈,基础设施完善,乡村振兴肯定要好于其他省份。在叶俊焘看来,浙江更具有“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条件。

土地制改革与三产融合造就“富甲一方”

  建设美丽乡村,全国各省都在向浙江看齐。为什么浙江一带能把乡村振兴做得有条有理?其实,浙江在大力发展特色经济过程中,围绕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加大土地使用权流转力度,推进规模经营,打造出品牌优势。

  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以前将被称作“四无村”,没有名人故居、没有古村落、没有风景名胜、没有像样产业。2011年时,该村账户上只有6000元现金,但外债却高达150万元。

  2013年,鲁家村乡贤筹集300万元,邀请上海、广州的知名设计院编制了一套全面的、高标准的村庄规划、产业规划、旅游规划,按照全域推进的理念,建设上整村规划,产业上整村发展、错位发展,形成了东、南、西、北四个区块农场布局的产业设计方案,确定了农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框架。

  其中的核心操作是,将该村的集体土地,以每年每亩640元至700元的价格,从村民手中统一流转至该村村委会,再由村委会统一规划、用度和招商引资。有了这一资源整合前提,就打通了后续操作的其他障碍。

  有了土地,有了规划,有了一些基础设施,就能对外整体招商,过去10年来,鲁家村共引入社会资本20亿元,打造了18个农场。目前,已有10个农场投入运营。

  以前,在没有农业标准地之前,鲁家村发展农业产业,要么只能简单发展种植业,要么踩着政策红线进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该村的巨变背后的核心支撑,是浙江省为中国农村产业化发展,撕开并开辟了一条政策支撑:“农业发展标准用地”,破解了中国农业发展用地难题。

  浙江宁波市象山县小百丈村,同样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了土地政策改革“样本”。

  小百丈村,实现了农村土地产权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拿到了打造海岛风情文旅生态村的“钥匙”。村里的老宅变成了“香饽饽”,引来了旅游开发公司7000万元的精品民宿投资。经过2018年一年的建设,小百丈村15处破旧老宅焕然一新“变脸”高端民宿。6000多平米闲置土地即将成为精品果园。

  浙江很多地方的乡村振兴,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大力发展“农家乐”休闲游、山水游和民俗游;利用土地资源发展产业,吸引劳动人口就近就业,将人口与土地的有机结合,构成乡村产业发展的动力,从而带动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

  温州市昌南县,将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作为“解除土地限制、优化空间布局、支持农村振兴”的重要措施和突破口。
昌南县金乡镇下泽村项目采用“土地整备、营农置换”模式,实现碎片化、营农限制,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拆除180个分散的旧宅基地,腾出建设用地49.2亩,其中19.2亩指标用于拆除宅基地,集中建房,节约30亩土地指标。开垦后,原来的农家变为耕种,40亩农田种植水稻和蔬菜,与周围的其他耕地一起,形成了农田成房、道路成网、木绳、水道相连的生态格局。

  土地,是人类活动的主要载体。土地资源在乡村振兴中肩负着提供资源支撑的基础性作用,既是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生态的空间需求的保障,也是外来资本进入乡村发展不同产业模式的基础资源支撑。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姚树荣教授表示,按照现行土地制度,城乡土地权利存在着四大不平等:第一,产权不平等。第二,流通不平等。第三,交换不平等。第四,规划不平等。他说,要振兴乡村,必须改变土地制度,让四大不平等变成完全平等,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实现土地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目前,我们正处于乡城交织的复杂历史阶段,未来的土地制度应该更具有弹性和灵活性,这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无论是鲁家村、小百丈村、下泽村,以完善的土地制度形成了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提高了当地农民收入水平。这说明,江浙发展乡村振兴并没有脱离一产,而是在农业生产、加工逐步完善的基础上,顺势而为发展休闲农业。

  浙江省GDP在全国不是第一,却是人均收入第一的省份。老百姓手里有钱,对生活自然就会有追求,会消耗各种各样的休闲产品,提升消费升级市场。虽然广东省GDP也很高,但是没有形成整体的乡村振兴标杆项目。无疑,经济水平是一方面,农村整体的三产融合更是立基之本。

  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也提出了浙江省发展目标: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夯实共同富裕的产业基础。

  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做优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打响“浙江制造”品牌。促进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提升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设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做精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和都市农业,发展智慧农业。加快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渠道。

  而且,浙江各地普遍具有比较强烈的改革和创新意识,并且创造了多项改革先进经验。比如,创造和持续发展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而这些,便于大胆探索及时总结提炼“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制度模式。

  改革开放40年,浙江成为领跑者,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作用,启用乡贤办企业,释放民间力量,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弱及强,并最终汇聚而成如同浩荡钱塘大潮一般的自发扩展的秩序,达到乡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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