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个别退休领导干部大搞权力期权化,有的甚至步入犯罪的深渊。对此,不少专家表示,干部退休制度实行至今,一直处在不断的完善之中,但对领导干部退休后的去向,却缺乏一个完善的制度性安排,这加剧了退休领导干部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和担忧,也加剧了权力期权化的风险。(7月3日《瞭望》)

    按照专家建议的逻辑,是否意味着,为了防范退休职工“无事生非”,也要对退休职工的去向进行制度化的安排。这样推理下去,任何的岗位变动,都需要考虑“前人”去职后的去向安排。我们不禁要问,难道退休不就是为了不安排去向,让退下来的人离职休息吗？

    当然,之所以提出退休干部而不是退休职工退休后去向的问题,是因为退休干部可能从事权力期权化的腐败行为。可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既然干部尤其是一些高级干部已经退休,他已经不再拥有“呼风唤雨”的权力,为什么还会有人买他们的账？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干部虽然退休,但“权力磁场”并没有随即消失,许多隐性的“影子权力”还存在。

    这种情况下,一些退休干部就会借助手中拥有的“权力期权”,充当起联系当权者和市场主体之间的“掮客”,哪怕是这种中介作用不会让市场主体直接受益,也至少能够保证其不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比如,据媒体调查,有34家A股上市公司共聘请了23名证监会前官员担任高管,甚至其中还有一个“芝麻粒”大的“科员级官员”。

    深究下去,权力期权化的根本原因是权力私人化,即本应该是公器的公权力,不幸沦为谋取私人利益的工具。于是,像“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的现象就会出现,这一方面说明了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另一方面也是领导干部进行权力期权化交易的重要表现形式,毕竟,今日我用权力对你关爱有加,明日你就必须用你手中的权力对我进行回馈。

    不过,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权力期权化回报再丰厚,也躲不过“县官不如现管”的普遍规律。一些退休干部之所以大搞权力期权化,不是因为他们退休后没有制度化的安排,毕竟,退休本来就是让他们退下来休息,而是其在位的时候不受约束的权力,对其退休后造成的心理落差过大。若按此逻辑,真正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制度安排,就是对这些退休干部安排与在职时同等的权力,可这与领导干部终身制又有何异？而且,不受约束的权力越多,腐败就会更严重。

    所以说,为了防范这种退休干部大搞权力期权化的现象,问题不在于如何为他们退休后找取去处和出路,而是怎样更好地监督他们在位时的权力,让他们不仅在位时不敢用权力造次,而且退下来也不会产生天壤之别的心理落差。这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所强调的,“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行使权力就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能把权力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