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农业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我来自运城，土生土长的运城人，现任职于山西农业大学，这两天有机会回到运城、回到盐湖、回到永济来参加调研，感到十分的亲切！关于乡村振兴，我想谈三点建议。

　　一是要注意处理好主导与主体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政府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乡村振兴需要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但是作为不够或者介入太多，都可能导致错位。基层调研发现，政府官员来了要求农民这样，专家学者来了要求农民那样，却很少有人问农民自己要怎样。久而久之，政府成为主体、农民成为客体。由此导致农民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越来越处于服从地位，越来越丧失自主能力和创造能力。

　　前段时间，我们去山西某市调研，当地推进厕所革命力度很大，但调研过程中发现，农民是很有怨言的。这件事出发点很好，但在北方，全部统一将厕所建到外面，还不是一段地方建一个公共厕所，六家六个厕所都建在一起。我问为啥不建一个，当地干部说，建一个的话，到时候厕所打扫是个问题，建六个，一家一个，各打扫各的。再一个，农村人都起得早，冬天那个地方天气那么寒冷，到处都会冻，到时候用都不能用。前段时间有报道说，有地方干部要搞厕所革命，把村里厕所全拆了，老百姓没办法上厕所了，怎么办？一家发一个塑料桶。这个新闻报道想必大家都看到了。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为什么？因为，农民是乡村振兴的承载者，也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更是乡村振兴效果的衡量者。农民没有积极性，乡村就必然难以振兴起来。所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不仅是乡村振兴的根本要求，而且是乡村振兴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所决定。

　　纵观40多年的农村改革发展实践，尊重农民首创精神，激发农民内生动力，一直是农村改革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关键所在和基本遵循。农村改革的每一步推进，哪个不是来自于农民的创造？包干到户、乡镇企业、村民自治、股份合作制、外出务工、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等，无一不是亿万农民的实践创造。因此，要想使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必须以农民主体地位的立场、站在属于农民的乡村，去聆听农民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生活、需要什么样的乡村，给乡村社会以充分的话语权、自主权，以激发农民的主体作用，创造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主体。

　　二是产业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关系问题。昨天，我们参观了盐湖区的东郭镇玫瑰园、岚山根袁家村·运城印象、南城办皂角种植基地项目等，第一印象觉得搞的挺好，但在类似岚山根袁家村·运城印象项目，恐怕大家在别的地方也看到过。那么，运城的袁家村项目到底有什么特色？体现在哪些地方？如果没有特色，人家去陕西袁家村，没必要专门到咱运城袁家村来，所以，乡村振兴过程中必须注意产业发展与当地文化的融合问题。

　　这就说到第三个关系，就是农耕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开发利用问题。世界最主要的三个农业起源地：一个在西亚，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及其周围地区；第二个是在美洲；第三个就是中国。而黄河流域又可以说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源地。农耕文化一方面要传承，另一方面要利用。许多专家都提到文化的问题，文化到底怎么融进产业？刚才蔡立力教授也讲到了，我们能不能在休闲农业方面下点功夫，比如说葡萄合作社，我看到，许多地方的果园有果树认养，合作社代管，一年交一定的费用，到了一定的季节，人们就带着孩子来采果子，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体验，就是对农耕文化的传承。我们在这些方面能不能多做一点文章。大家来到运城都知道了万荣笑话，其实万荣笑话在这方面就和产业融合起来了。去万荣买苹果，许多苹果箱子里面都印有万荣笑话，他们不光把当地笑话印在书上，还印在扇子上、扑克牌上。还有，万荣的手表是倒着走的，这就是逆向思维，许多人到那地方都想买几块这样的手表带回去送朋友，因为没见过这样的手表，所以这也是一种文化。

　　运城是山西省农耕文化比较深厚的地区，刚才永济的余敏副书记也介绍说，永济在运城13个县市里，农业资源等等各方面文化底蕴更浓厚，尤其是旅游资源。在这方面，我们能不能发点力，一说到农耕文化就想到运城，一说到运城就想到永济。有专家提出，在这里建农耕文化博物馆，我觉得这个提议很好。现在，许多年轻人对农具的认识越来越少，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是什么紧迫的问题，但对文化传承很迫切。有人去韩国旅游，其中一个景点就是农耕文化博物馆，里面陈列了许多我们中国的农具。据说，这是人家在我们农村收购的，运到韩国，然后建了这个农耕文化博物馆，这其实是我们的农耕文化。我来自农村，老家也有一些不用的农具，现在我们还能找到这些，能不能把它利用起来，不要等到将来找不到了再去惋惜。当年，西方一位评定世界文化遗产的专家，曾面对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人们说：我们现在有的物质，你们以后都会有，而你们现在有的文化遗产我们永远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