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前，廉思博士到人大集结了一批学生记者，想在一篇关于大学生聚居村的论文基础上，通过增加调研日志和个案访谈来结集出书。我就在这批学生记者中，得到的任务是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到唐家岭采访，写几篇人物稿件。

那时候的唐家岭还未进入公众的视线。对于那些蜗居在这里的大学毕业生们来说，这是不幸，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幸运。公众的视线是强大的，但又都是飘渺的，它可以把你聚焦成全社会的中心，也可以把你无情地“捧杀”。就目前的情形看，唐家岭面临的状况可能更接近于后者。

去年，同样是这个时节，我几番走进唐家岭——这个被那些外来居民亲切地称呼为“大唐”的地方。这是个喧嚣的村落，外来人口多出当地人好几倍，低矮的楼房，简陋的棚户，窄窄的街道上车辆缓缓而行，人影攒动，街道两旁还有很多在建楼房的工地，可见当地的出租房已供不应求。砖石瓦砾旁，各类商业招牌格外耀眼，招徕顾客的音乐回荡四周。街边小摊上五味杂陈，有时候甚至不堪入鼻。

这就是“大唐”给我的最初的印象。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程，仿佛把我送出了北京，送出好远。我仿佛来到了一个西部的小镇，穷乡僻壤，山穷水尽。大学校园的清幽宁谧，中关村的繁荣浮华，咫尺天涯，恍如隔世。

在进行采访之前，我突然莫名地惊恐。

求学十余年，一直接受的是精英主义教育，意气风发，志存高远。我从来不曾担忧过未来。毕业了，又怎样？会当击水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虽然也曾听闻大学生变得无比廉价，但不想廉价至斯。这就是现实吗？年轻时把梦做得过于美丽，当梦醒之时，剩下的，只能是大哭一场。

伴随着这种对自身未来的无比惊恐，我退出了《蚁族》的采写小组。我需要一点时间来反思自身，重新定位自己，重新规划自己的未来。我曾经迷恋于托夫勒和奈斯比特的预言，伴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知识经济受到重视，中产阶级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宰。今天的大学生们，即是明天的“社会栋梁、国民表率”。不过，还在前现代化道路上狂奔突进的中国，显然还无法避免原始积累时期的诸多缺失。国家倾力培养的“天之骄子”们，却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被闲置、遗忘，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教育体制、甚至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体系的失败。

一边是校园里的优越、浮躁，一边是现实的真实、残酷，我在当头棒喝中惊醒，却又无可奈何。

《蚁族》出版了，“蚁族”一词流行起来，唐家岭走到了聚光灯前。有的人捧书痛哭：“写得太真实了”。有政协委员亲往考察，在目睹这里的生活后潸然落泪……“蚁族”，这个被建构起来的群体，在媒体和公众的一齐参与下，完成了对社会决策的驱动：唐家岭要被改造了。

政策雷厉风行，许多当地的居民却开始叫苦不迭。查看新闻，看到许多“大唐”居民被迫搬家的照片，我无限感慨：那个每月300元房租即可入住的“大唐”已经一去不返了，这座昂贵的城市或许容不得太多廉价的青春。

“蚁族”一词的得来其实纯属巧合。它直接取自一本叫《蚁呓》的书。这是一本包装精美的书，更像是一则寓言，它的语言很优美，第一句是：“我是一只蚂蚁，你看不见我，并非我的世界一片黑暗，只是因为我小得难以进入你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