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开启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阶段。在中国城镇化的后半程，中国城市发展将向何处去，多位亲历改革开放40年的专家学者各抒己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中国城市崛起的动力何在？城市病怎样治理？中国城市未来将向何处去？6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经济日报共同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6》，多位曾亲历改革开放历程的专家在会上谈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改革推动城市崛起

　　“改革开放40年有很多值得纪念的东西，有很多值得关注和总结的东西，但我觉得最眩目的是中国的城市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表示，我国的城市化率由改革开放初1978年的17.9%，提升到了去年年底的58.52%，城市人口超过8亿人。无论是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是西部地区甚至比较偏远的县城去看，中国城市和城镇的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王伟光分析认为，首先，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农村改革实现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繁荣，从而释放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自带干粮进城务工、户籍制度改革，使得剩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成为可能。其次，在信息技术推动的全球化背景下，对外开放使得境外的企业、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大量流入境内成为可能。再次，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建立，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量内地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全球的生产资料更多地在沿海城市结合，生产向全球销售的具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和服务。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成就了中国城市崛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认为，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我国城市化率提高了41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都超过1个百分点。不仅速度快，而且有规模，每年都有1000多万人口进入城市。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仅取得了这样的成就，还保持了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稳定。

　　“中国城镇化成功和城市崛起意义非同寻常。”王伟光认为，中国城市崛起带动了中国成功实现发展和转型，1978年之前，中国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处在最低收入国家行列。2018年中国已经成为制造大国，整体上正在迈向现代的制造大国和城市社会。中国城市崛起加快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占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迈入城市社会，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结构形态，也显著提升了人类的发展水平和整体速度。

　　城镇化“下半场”面临挑战

　　“中国城市可持续繁荣面临挑战。在当前与未来，中国城市伴随繁荣而来的是诸多风险和问题，城市在过快增长的同时导致城市化泡沫的情况放大，城市发展结构失衡加剧，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城市内部分化严重。”王伟光表示，这不仅导致城市发展的不可持续，而且导致泡沫破灭和风险变现，城市化和工业化初期所拥有的关键优势在削弱，包括人口红利消失、生产成本上升、生态环境恶化、收入差距拉大等。此外，随着中国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城市越来越面临发达国家城市和发展中国家城市的竞争性夹击。

　　“在人类进入崭新的智慧时代，科学技术、竞争规则、发展动力的变化会越来越快，中国城市随时面临竞争失败和淘汰出局的危险，中国城市需要培育强大的核心竞争力。”王伟光说。

　　在国务院参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看来，我国的城镇化可以分成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是前40年，是物质文明的载体，是一个追求GDP的城镇化，下半场则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上半场是“灰色”的城镇化，但下半场一定是“绿色”的城镇化。

　　仇保兴认为，我国目前正从速度城镇化向深度城镇化转变，这个过程中面临多种挑战，包括城镇化速度将明显放缓，机动化将强化郊区化趋势，社会老龄化快速来临，住房需求持续减少，碳排放国际压力空前加大，能源和水资源结构性短缺持续加剧，城市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加剧，小城镇人居环境退化、人口流失，城市交通拥堵日趋严重，城镇特色和历史风貌丧失，保障性住房积存与住房投机过盛并存，城市防灾、减灾功能明显不足，等等。

　　有观点认为，由于过去几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量有所下降，中国开始出现了“逆城镇化”现象，对此徐林分析认为，会不会出现“逆城镇化”现象，是由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是不是还追求更高的报酬和更高劳动生产率的部门决定的。按照人往高处走的规律，今后依然还会出现劳动力资源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转移的趋势。

　　城市未来向何处去

　　仇保兴认为，城镇化进入后半场，需要稳妥进行农村土地改革试点，要以“弹性城市”规划整合城市整体资源，提高城市防灾能力。同时，推行“城市交通需求侧管理”，促进绿色交通发展；变革保障房建设体制，降低房地产泡沫风险。此外，还要全面保护城镇历史街区，修复城市文脉；推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保护和修复农村传统村落；强化城镇群协同发展管治，促进高密度城镇化地区可持续发展；对既有建筑进行“加固、节能、适老”改造，加快绿色建筑推广。他建议，以特色生态小镇为抓手，分批进行人居环境提升改造；以治理“城市病”为突破口，全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城市是问题的根源，也是解决问题的钥匙。‘深度城镇化’正是‘速度城镇化’的解药。”仇保兴说，城市是80%GDP、95%创新成果、85%税收和财富的聚集器，也是文化的容器，城市的财富隐藏在空间之中。城市需从建筑到基础设施进行硬件改造，再加上“软件”——智慧城市建设，才能调治“城市病”。他认为，“深度城镇化”至少能产生30万亿元的有效投资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叶裕民认为，改革开放40年是工业化前期和中前期，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物质资本、一般原材料和一般劳动力为主，但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劳动力发生了本质变化，由一般劳动力转化为有能力从事高效率产业、从事创新的人力资本。只有这种人力资本聚集，进而形成创新网络，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才能发展起来，城市品质才会提升，城市竞争力才能得以强化。

　　叶裕民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实现现代化的两大主旋律，在工业化的中前期是工业化主导城市化，但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成为主导。人力资本积累到什么程度，工业化就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基本前提是人的高品质生活，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人类高质量生活的基本前提。

　　未来城镇化动力来自何处？“我觉得未来城市化要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已经进城农民工的落户及他们的家属、子女的市民化。一旦这个问题得到突破，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人口比例还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徐林说，让更多农民工和家人在城市团聚，形成对未来更稳定的预期，他们的子女可以接受更现代的教育，对中国的现代化非常有好处。

　　“以改革开放迎接中国城市更美好的明天。”王伟光表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城市40年的成功为未来可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增添了通过发展城市带动乡村振兴，进而国家整体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和中国梦的自信。只有持续改革开放，中国城市才能化解过去积累的问题；只有持续改革开放，中国城市才能应对全球竞争中出现的问题；只有持续改革开放，中国城市才能披荆斩棘、迅速实现崛起；只有持续改革开放，中国城市才能战胜艰难险阻夺取最后胜利；只有持续改革开放，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是对改革开放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