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城市化，在绝大多数人印象中，那就是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人口和城市规模在不断扩大。不过，在绝大多数城市扩张的同时，还有很多城市的人口在减少，即学界所说的“收缩城市”。此前有学者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发现，在中国行政意义上的六百多个城市的市(辖)区，2000年到2010年间有180个城市的人口在减少。

       这几位教授发现的“收缩城市”，绝大多数位于“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西北和华北。再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收缩”并不只是发生在180个城市，而是发生在绝大多数地区。这样的结论是不是过于武断了？事实上并不是。

       以浙江省为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浙江都属于中国经济的优等生：2017年经济总量处于全国第四，人居GDP位居全国第五。人口呢？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浙江的常住人口比2000年增加了765.71万人，达到5442.69万人，显然是在增长，而不是收缩。但总量的人口增长却无法否定内部县市的人口减少这一问题。在全省58个县(市)中，2010年常住人口数高于2000年的县(市)为31个，有7个县(市)的人口在减少；而在常住人口数最少的20个县市中，只有武义、三门、云和和岱山四个县的常住人口数在增加，其他县(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很多县的常住人口数更以20%的速度在减少。

       浙江作为经济发达省份有近一半县市人口没有增加，从全国层面来看人口减少就更加不奇怪了，要知道浙江常住人口中有超过五分之一是省外流入，达到1182.40万人。在绝大多数地区人口都在减少的趋势下，又该如何看待所谓的“收缩城市”？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收缩”和“扩张”是市场经济下的常态。因为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所以流出地的人口就会减少，而流入地的人口就会增加。随着技术进步等因素，以前不适合居住和生活的城市，现在可能成了宜居之地。相反，以前看起来条件不错的城市，现在则可能没落。同时，这也不只是城市化过程中才会出现的现象，即便城市化完成，不同城市之间还会出现此起彼伏的现象。

       以美国为例，从2000年到2010年，纽约州人口只增加了401，645人，比例为2.1%；德克萨斯州则增加了4，293，741人，比例为20.6%。纽约州因此在众议院损失了2个席位，而德州增加了4个席位。2010年美国人口最多的前十大城市(不包含市郊等与城市有紧密联系的大都会区)，东北部和中部只有纽约、芝加哥和费城，而在50年前是7个，最为中国熟知的就是底特律，现在的人口与其60年前的高峰期相比，大概是三分之一多一点。

       既然收缩和扩张都是常态，那么对于相关城市而言，最好是顺势而为，而不是逆势扩张。面对不断减少的人口，城市主政者最需要做的不应该是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计划，从而恶化当地财政状况。《中国“收缩的城市”：常住人口连年减少未必是坏事》一文中提到这样一个现象，中国的“每座城市的总规里都预测未来人口会增长，城市面积也跟着要扩张”。以黑龙江伊春市为例，尽管该市人口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已开始减少，但《伊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提出，2005年市域人口要达到133万，2020年将达140万。事实上，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伊春的人口仅为115万。为什么在城市总体规划中要把人口增长作为目标？因为在当前的规划体系下，只有人口增长才能有城区面积的增加，而只有城区面积增加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而所有的投资都是为了G DP。事实上，在这些地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效果并不好，效率很低，还带来了很高的财政风险。

       甚至，我们应该欢迎这种城市收缩现象，因为这是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此前上海交大陆铭教授的多个研究表明，尽管这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但是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放缓，是什么因素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放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量的经济资源(包括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用地指标)开始向欠发达地区或者人口流出地倾斜，从而导致资源错配。换言之，如果把这些资源放在经济更有活力的人口流入地，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果。

       我们今天所在的每一个城市，都是不同力量竞相作用的结果，而人口的自由流动恰恰是城市化的起点。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必畏惧城市收缩，相反应该警惕那些为了抵抗收缩而产生的各种资源浪费。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