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悦读之城”，一个“书香中国”，大概足以让新时代镌刻上更激越、更乐观的烙印。今年1月1日起，我国《公共图书馆法》正式开始施行，为日益庞大的公共图书馆事业提供了基本遵循。

　　如果说，政府投建是公共图书馆“自上而下的生长方式”，那么，民间设立则是公共图书馆更多元、更丰富的存在方式。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县级以上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达到3153个，馆藏总量达9亿多册，年流通人数从2012年的4亿多增长到2016年的近7亿。有人担心，在地标性公共图书馆越来越像庞大的文化综合体的今天、在手机APP支撑的碎片化阅读的当下，民间图书馆还有存在的意义吗？这个问题，其实类似于公有制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关系。财政投入的图书馆，体现的是公共责任，是职能作为；而民间建设的图书馆则是必要补充，是有益存在。

　　公共图书馆法总则明确提出：“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筹资金设立公共图书馆。”并且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政策扶持。”这些规定的背后，是制度安排对民间图书馆的认可。追根溯源下去，无非三个原因：第一，地标式图书馆固然高大上且辐射长远，但总有其“半径”所触及不到的地方。尤其在农村等基层，指望村民跋山涉水去县城看本书，总有点过于牵强。第二，民间图书馆灵便轻巧，根植基层、了然民情，更懂得民众阅读的“痛点”与刚需，在流动性不强的熟人社会，更有号召力与说服力。第三，各地财力悬殊，在精准扶贫是时代命题的当下，指望图书馆事业由公共财政一肩挑，显然是“地方不能承受之重”。鼓励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图书馆才能真正百花齐放。

　　当然，从历史上说，中国乡贤文化中的私人藏书馆，亦是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一环。比如安徽的安庆藏书楼、江苏无锡的大公图书馆等，繁盛如斯，裨益长远。即便是今天，比如山西省祁县昭余镇丰泽村村民权勇的文化大院，不仅收藏了两万多册书，还藏有1600部电影拷贝、3000余张电影海报。这些从历史纵深走来、向辽阔未来走去的民间图书馆，是浩荡华夏文化中的驿站，是图书馆文化史中的璀璨之光。

　　因地制宜的民间图书馆，在身边，在眼前，或在听春雨的小楼上，或在卖杏花的古巷间。它们也许并不显眼，甚至陋室几间，却有着文化的韧劲和张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公共图书馆法》不仅承认了它们的存在，更给其制度化保护。眼下要做的，一是把保护与关爱落实到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持上；二是创设更好的便利环境，让更多社会力量在图书馆事业中有所作为、大有作为。

　　地标之外，图书馆还有更多的“打开方式”。这些多元而丰富的存在方式，说到底，是阅读文化诗意栖居的现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