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网讯  “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的构建方面,中国是积极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这是城市化委员会城市可持续发展专业委员会专家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潘家华在《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方案》一文中的原话。文章阐述了全球生态安全的历史发展、中国对全球生态安全的主要贡献以及正确理解中国在全球生态安全中的角色定位等内容。

    他在文中指出：对于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和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等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我们不是冷眼旁观者,而是积极贡献者。昔日经济技术发展,我们向西方“取经”;今日维系全球生态安全,我们拿出并贡献凝聚东方传统文化和哲学智慧的“中国方案”。

    全文如下：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对于世界,不仅是一个信号,更是一种承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全球生态安全的历史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较为严重的生态退化、环境污染和资源耗减问题,这使国际社会既对中国环境问题表示担忧,也很关切中国发展对全球生态安全的影响。虽然中国在推进《巴黎协定》的谈判、达成、生效和实施中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担当,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执行进程中积极地承担了国际责任和义务,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的走向还是流露出许多疑虑。十九大报告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所明确的基本方略和所描绘的宏伟蓝图,不仅是对国际上“中国环境威胁”谬论的一个有力回击,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套系统的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为保障全球生态安全增加了信心,强化了决心。

　　尽管在历史上一些发达国家曾经出现过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污染事件,但是经过长期治理,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已经回归,成为常态。中国在发展进程中,一方面作为世界工厂,生产规模巨大,即使节约资源、控制污染、保护生态的技术先进,污染总量也不容小觑;另一方面,基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责任意识,不会选择发达国家曾经采取的快捷廉价的“污染避风港”途径,将污染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的环境污染治理尚处在攻坚阶段,环境质量还没有得到根本好转。然而,全球生态安全的内涵,超出了中国为改善国民人居环境对“污染的宣战”,而是对人类未来影响巨大的全球公共资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界定的“环境”,包括气候变化、海洋生态和森林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概称为“星球”,也就是我们人类所共有的全球尺度的地球生态系统环境。这一概念范畴的“星球”环境,表现出大尺度、公共性、渐进性和不可逆性等典型特征。

　　中国对全球生态安全的主要贡献

　　显然,中国贡献于全球生态安全面临着自身局域环境改善和全球生态保护的双重使命,需要比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付出更多的努力。中国倡导生态文明,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是很显著的,贡献是全方位的。

　　第一,做好自己的事情、治理自身的环境,是对全球生态安全基本的贡献。从系统论的视角看,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没有各组成部分的安全,就不可能有整体的安全。从环境治理的层次和顺序上看,也有一个由近及远、由简到繁的过程。如果我们自身的环境得不到治理、国民健康得不到保障,遑论全球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既需要能力,也需要务实。无力自扫“门前雪”,却管他人“瓦上霜”,并不能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因此,贡献全球生态安全的第一步,就是要打赢蓝天保卫战。十九大报告要求,“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管控大气污染,还生灵以蓝天;防治水污染,让碧水回归;管控和修复土壤污染,消除食物链毒害之源;强化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促使资源再生并提升承载力。

　　第二,对确保全球生态安全,中国应当有直接的贡献。保护全球生态环境需要齐心协力,表现责任担当,这既是一种利他付出,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其原因是,局域环境和全球生态具有同源性和关联性。在中国快速工业化阶段,大量化石能源的燃烧所排放的不仅有温室气体,也有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粉尘以及汞等重金属元素。消除雾霾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调整能源结构、限煤减煤。进入21世纪,中国大力发展“风光”能源,风电和光伏装机超过发达国家而雄踞世界第一,既减少了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也避免了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各种大气污染物。2014年以来,中国煤炭消费量稳步下降,尽管石油天然气消费有所增加,但是温室气体排放不见增长,PM2.5浓度持续下降。我国青海三江源、东北虎豹、四川大熊猫等国家公园,保护的不仅是人类共享的生物多样性,也是局域的生态与环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今后,中国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百分之百承担自己的义务”。

　　第三,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的构建方面,中国是积极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1972年,中国不但没有缺席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而且在生态污染并未引起社会关注的低收入发展阶段就组建了国家环境保护的专门机构;1992年,在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中国率先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更重要的是,中国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落实贡献最大。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确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消除绝对贫困排在第一位,而且是最为困难的。中国政府明确向世界宣告,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面脱贫,比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前10年实现目标。《巴黎协定》的谈判、达成、生效和实施,中国的贡献有目共睹。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表明,中国对全球生态安全的贡献不局限于国际制度的落实层面,还体现在国际制度的制定层面。

　　正确理解中国在全球生态安全中的角色定位

　　当前,如何正确理解中国引领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贡献全球生态安全?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去全球化”、退出《巴黎协定》、规避环境责任的现实状况,国内外发出一些声音,认为美国刻意缺位、俄罗斯无意、欧盟乏力、其他国家观望,国际环境治理群龙无首、出现真空,这是给中国顺势占据全球生态治理“领导者”位置的机会。这一将“引领者”界定为“领导者”的解读,其内涵是美国霸权式“世界警察”的“舵手”方式。显然,这一理解是错误的。十九大报告分析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过去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时时处处试图主宰世界走向,这一“单极化”的格局已经被更为扁平化、更广泛参与的“二十国集团”所取代。既然中国反对世界霸权,当然不会去争夺世界霸权,更不会去行使世界霸权。

　　引领者既不是“霸主”,也不是“施主”。且不说人均收入高出发展中国家10倍以上的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以“民主”的旗号捂紧自己的钱袋子,动辄以“国(议)会不批准预算”而拒绝“施舍”。中国尽管在总量上已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收入比世界平均水平仍然低出1/5,环境质量依然较差,我们也做不了“救世主”。况且,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不会甘于让中国充当“舵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于2010年11月通过的投票权份额改革方案,直到2015年12月美国国会批准后才生效。这一方案只是将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份额从3.8%提高至6%,美国的投票权份额从16.7%微幅降至16.5%,同时保留其否决权。201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按汇率计超过日本一倍,而投票权份额却低于日本。

　　中国引领全球环境治理的内涵,“领跑者”、“示范者”的诠释更为合理。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确保自身的生态安全,当然是对全球的贡献;中国努力践行绿色发展,为世界作出示范,消除绝对贫困,推动全球低碳转型,显然起到引领作用。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拿出力所能及的资金开展“南南合作”,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应对气候变化,也是积极的作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树立的生态文明观,带动全球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型。西方工业革命后形成的工业文明,征服自然,弱肉强食,在自我为中心的“国家利益”旗号下破坏生态,危害他人;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于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和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等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我们不是冷眼旁观者,而是积极贡献者。昔日经济技术发展,我们向西方“取经”;今日维系全球生态安全,我们拿出并贡献凝聚东方传统文化和哲学智慧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