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举行的秋冬季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新闻发布会上，环保部首次提出了量化问责概念，问责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个城市，将结合发现问题的数量对准区县、地市，最高将问责地级市委书记。这引发舆论关注。

　　对治霾不力进行问责，早已是从政府到民间的共识。但问责治霾不力，之前缺少一套细化的制度，以至于相应的问责有时比较随意：问不问责，经常取决于许多人为因素，如上级督促力度大不大、社会是否反响强烈等，弹性空间不小。

　　量化问责的提出，无疑是问责制度化的破冰之举。

　　量化问责不仅明晰了问责的启动标准——如排名后三位且大气质量改善目标比例低于60%的问责副市长，低于30%的问责市长，不降反升的问责市委书记，什么问题可以问责到什么层级，一目了然；还将问责的层级也提高了：副县(区)长、县(区)长、县(区)委书记；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地方的主要领导都纳入了问责对象。

　　问责治霾不力，此前多针对的基层部门官员。某些基层官员做不好分内事，当然该承担责任。但更需反思的，是有些基层官员为何会怠惰？不排除有的是个人问题，但更多的是当地治霾考核上压力传导不到位所致。

　　而压力传导不到位，问题就出在“上面”。个别地方主要负责人把“铁腕治污”挂在嘴边，大会讲、小会说，实际工作中却不以为然，又怎么可能给下级官员以治霾的压力？此前，中央环保督查组在批评一些地方治霾不力时，都会提到部分领导的“思想苗头”，包括对治污“不重视”、“盲目乐观”，对环保“艰巨性和敏感性认识不足”等。在此情景下，下面的治霾这根弦能不松？

　　问责治霾不力，不能只挑软柿子捏，治霾的责任链条应当是个倒金字塔，越到上面责任越大，让地方主要负责人为治霾担责，这是责任型政府的应有之义。

　　量化问责，解决了向谁问责的问题，而这样的“责”该怎么问，同样需要关注。

　　针对治霾不力，如果对负责官员“罚酒三杯”，一纸不痛不痒的处分，甚至止于自我批评、检讨，那可能只是让有些官员“丢面子”，震慑大打折扣。问责，需要动真格。对于相关责任官员，该降级的降级，该撤职的撤职，该依法追究失职渎职的就该严厉追究才行。要让官员明白，铁腕治污，就是从铁腕问责开始。

　　因而，在量化问责迈出治霾问责制的重要一步后，接下来，依据环保部提出的量化问责要求，各地也宜制定相应的问责办法，明确不同的情形之下，地方主政官员治霾不力应该受到什么处理。总之一句话，治霾问责制，从向谁问责到所问何责，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