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一年轻妈妈孔令群，她的户籍栏上性别信息为“男性”。因户籍性别不符，她不仅办不了身份证、结婚证，也不能办理女儿的出生证明，这使得孩子的户籍及今后的上学都会受到影响。自2010年起，她和家人前去派出所更改户籍信息，多次被要求提供三甲医院开具的“性别鉴定证明”，证明自己是“女性”。合肥市公安局新站分局回应称，基层户籍民警对性别变更政策理解不透。当地派出所核实情况后已更正相关信息。（8月21日《北京青年报》）

　　性别本来就是当初公安机关录入错误所致。性别录入错误给当事人及其家庭带来诸多不便。基层派出所不仅没有及时修正错误，反而让当事人找医院开具性别鉴定证明。这不是故意刁难群众？医院明知当事人是女性，也不愿意开具这种奇葩证明，导致当事人孔令群一直没能“做回女性”。虽说媒体报道后，上级公安机关介入，当事人孔令群的户籍信息修正过来了。但是其中折射出的公务员职业伦理值得反思。

　　公安部等12部门曾明确派出所不再开具证明的20类事项和应当或者可以开具证明的9类事项。此举有利于改进和规范公共服务，遏制各种奇葩的无谓证明，传递出简政放权，保护民众合法权益的姿态。而某些基层派出所依然充满折腾思维，让群众去开具无厘头证明。服务意识在哪里？问责机制又在哪里？

　　从证明“我妈是我妈”到“无犯罪证明”再到“女的是女的”。在现实生活中，老百姓被各种奇葩证明折腾得焦头烂额，给老百姓开证明的政府部门、派出所、街道、社区等单位也不堪其扰。某些部门某些人不作为、乱作为，给民众办事人为设置障碍，随意增加难度，甚至变相吃拿卡要，无疑应该进行治理、整顿。

　　当然，想要奇葩证明真正失去存在的土壤，还有更多深层次的工作要做。虽说中央要求简政放权，地方也在减少审批项目以利改善投资环境，方便普通民众，一些地方还掀起了治庸问责风暴，但是在现实公务服务生态中，“脸难看，事难办”，作风不良、效率低下，刁难企业与办事群众的职能部门与公务员并不少见。基于公务人员掌握着公权力，群众往往敢怒不敢言。普通群众被“性别证明”折腾得晕头转向，一些民营企业、创业者更是被吃拿卡要，经营举步维艰。

　　此前曝光的湖南民营小企业湘涟公司《请客送礼日记》也是典型的一例。湘涟公司被迫向公务人员请客送礼，在纪委介入查处后，不仅大部分涉案人员未受处理，举报人公司经营步履维艰，处处遭遇打击、报复。还有干部宣称：“现在的社会环境就是这样，送礼无法回避。”财政部科研所原所长贾康曾在谈到企业创业环境时透露，投资者想开办企业“要盖几十个章甚至一百多个章，能够八个月、一年跑下来还就谢天谢地，一个企业要自己取得消防审批证书，被逼找中介公司把事儿摆平，出价6万”。

　　《请客送礼日记》也好，奇葩证明也罢，实际上是官场潜规则的一面镜子。而且扯出了行政审批过多的问题。虽然企业、群众一直期待政府简化办事程序，降低公共服务成本。从中央到地方一直要求简政放权。但是，简政放权也会压缩职能部门的权力空间，触动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在现行体制下，政府部门与服务对象权力、地位不对称，特别是企业、群众有求于公务人员。有的公务人员并不甘心放弃既得利益，依然抱紧权力不肯松手。人为增加群众办事难度的情况依然存在。

　　要切实转变老爷作风，我们不能指望一纸通知、几个规定，就让某些人良心发现，自觉简政放权，主动给老百姓行方便。因此，除了取消有形的各种折腾人的奇葩证明以外，加强制度建设，改革政府绩效评价机制，清理职能部门无形吃拿卡要潜规则，改写刁难群众的老黄历，绩效评估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很有必要。如果企业、群众对职能部门与公务员拥有监督权与评价话语权，且评价意见影响到其绩效考核，那么公务人员的违法成本远高于守法成本，折腾群众的官场作风才能真正好转，简政放权才能名至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