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近年来，围绕着办理准生证、落户、买车、购房、拆迁、移民等问题，“假结婚”、“假离婚”现象骤然增多，而随着中介的推波助澜，甚至已形成一条利润丰厚的产业链。

    来自北京市民政局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6年，三年的结婚数均平稳保持在17万对左右。而与此同时，离婚人数却逐年递增，2016年达到97600对，比2014年上涨73%。此外，2016年北京复婚数为22607对，比2014年上涨131%。尽管尚难以断言这其中究竟有多少“假结婚”、“假离婚”，但数据异常的背后，必然有着各种复杂的考量、算计，上演着一幕幕人生的悲喜剧。

    “假结婚”的现象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面对严密的管制，一些青年不得已与外籍人士“假结婚”，然后实现出国梦想。其时百事猬集，让人百感交集。

而大规模的“假离婚”现象，则至少发生在十几年前。据报道，2005年8月，华北石油管理局出台下岗再就业政策，规定双职工都买断工龄的，有一方可以上岗；离婚后的下岗职工等同于单职工，可以上岗，但以离婚证为准。此举迅速引发众多夫妻突击办理离婚手续。一名大学新生离家前，还硬逼着“离婚”的父母各写一份保证书：“永远相伴，不能分离……”

    再往后，随着城市化的勃兴，与拆迁补偿有关、与宅基地分配有关的“假结婚”、“假离婚”持续出现。到了2013年“新国五条”重拳调控房价时，为了获取购房资格，“假离婚”现象更是司空见惯，一再挑战社会规则、公共秩序与法律尊严。而眼下，随着部分地区把婚姻、户籍等与购房、购车资格挂钩联动，“一纸婚书”更是成了一些人突破政策限制、获取灰色收益的“敲门砖”。

“假结婚”、“假离婚”现象盛行，当然与一个时代的观念价值变化、民众的个性解放诉求有关。当下，随着教育的普及乃至个体权益的张扬，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很多人的婚姻家庭观念都淡化了。很多时候，家庭已不再是唯一的避风港，而婚姻也更多倾向于利益扭结而非完全是情感归宿。

    很难断然判定这样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不仅涉及到对于传统的重估、对于人性的认知、对于社会的理解，更关系到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等复杂的缠绕。何况，每一个围城有每一个围城的情况，每一个人又有每一个人的想法，这本身也是社会多样化、包容性的呈现。但无论如何，过于草率、过于频密的分分合合，不仅会影响个体，也会灼伤社会的稳定与秩序。

    而当“假结婚”、“假离婚”现象与这个社会的制度体系相关，或者说，如果这种行为本来就是因制度而生、日渐滋蔓，并蔚成风气的话，则需要反思与检讨的，就并非仅仅是那部分“投机取巧”的男男女女，而恰恰是政策与制度本身了。

    华油职工为什么会“假离婚”？因为政策规定，有离婚证的就能上岗再就业。当民众的生计遇到困难，而又只需要在婚姻的形式上做一些让步时，如何选择，似乎不难做出。毕竟，当时华北油田解除劳动关系的下岗职工有30000人之多，困居小城，一旦有一丝光打进来，怎么可能不拼力追逐？

    同样，基于控制房价这一宏大构想的“限购”政策，如果民众能够从中找到一点缝隙，可以买下二套房，或者在拆迁补偿政策中，通过一些技术性的策略，多获得一份补偿，则必然会刺激民众“假结婚”与“假离婚”的冲动。其他诸如落户、孩子上学、购车上牌等等情由，均是如此。问题并不在于老百姓都蜂拥而去“钻空子”，而在于政策、制度本身留下了“空子”。

    以住宅限购为例，提高贷款门槛固然会堵住一部分“炒房客”，但同时也会封堵住更多的正当诉求。一项公共政策出台，理应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然后定性，进而做出权衡。房价畸高，究竟是遏制正当需求更合理，还是控制供给，以及削减政府的逐利冲动更合理？无视地方政府的“地产驱动”、开发商的暴利诉求，而只是盯着老百姓追逐美好生活的诉求，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事实上，这也是几乎每一次限购都效果不彰，反而进一步刺激了老百姓疯狂置产的根源所在。即，政策本身就缺乏长远考量，不具备连续性、贴近性，只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到头来，只会遭遇报复性反弹。而当中介机构加入其中，上下播弄、左右逢源，则乱象自然一泻千里，不可收拾。

    因此，政府应该做的，首先是出台政策要多一些周延性，不要仓促草率。据报道，在南京“假离婚”案件中，有这样的拆迁规定：“夫妻俩凡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的，离婚必须满五年以上，才能按政策以两户计算。”尽管制度貌似严密，但有一家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人员却帮村民到法院打离婚官司，因为拆迁政策中并没有规定“在法院判决离婚不享受拆迁政策”。

    此外，要尽快实现各种信息数据的打通，以封堵各种政策性漏洞。比如，公民的房产信息实现联网并公开信息，尽管舆论吵吵了多少年，但进展依然缓慢，这显然是有问题的。不仅造成了刚需、炒房难以甄别，也严重影响了反腐败的进程。如果每一个公民的房产信息都可查询，则施政自然就会有精准性、针对性，非但不可能“误伤”民众，也不会刺激民众“投机取巧”。

    而根本之策，则在于公共政策要真正体现公共性，既要“参酌民意”，也要“查漏补缺”，从而释放对民众的善意。为什么总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畸变？根源就在于某些政策并非基于对现实的深刻了解，也没有反映市场的真实情况，而不过是“等因奉此”的产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