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硬、文化软”的困境愈演愈烈

　　唯经济增长至上的发展观使得文化建设始终屈居末席。文化的价值无法像经济一样可以用产值、利润来衡量，因此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各级地方政府都执着于提高经济的发展速度，却对文化建设普遍采取了轻视的态度。“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之所以受到各地政府的青睐，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一口号迎合了社会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之心。文化投入见效慢，对几年一任的地方官员而言，往往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自然难有太大的投入，发展经济、建设项目也就成为各地政府的首选，文化建设则成为会上喊重要、会后不作为的“鸡肋”。由于长期得不到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公共文化建设中文化产品和服务远远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群众的文化权益得不到保障，基本文化生活得不到满足。

　　2.工业强县的文化短板依然突出

　　与我国大部分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地区一样，以往长沙县也并未将“文化建设”摆在多么重要的位置。虽然长沙县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文化建设始终是民生建设和公共服务中的短板：作为中部经济实力第一县的长沙县，其星沙文化中心于2015年年底才正式启用，而星沙体育中心2015年才刚刚动工建设。这在全国经济实力较强的县市中，都属于非常尴尬的现象。这一问题也暴露出长沙县在以往的城区及乡镇整体规划中，对群众文化活动的场地和公共活动空间建设问题考虑不足。在2009年以前，长沙县的镇（街道）、村（社区）中鲜有文化活动场所。长沙县文化建设还面临另一个特殊的情况是：这里毗邻湖南省会长沙市，从东、南、北三面环绕长沙市区，长沙市是名副其实的娱乐之都，在这样一座休闲娱乐城的周边，其自身可以拓展的文化消费市场非常有限，长沙县城内因此也很难见到成气候的文化消费场所。如若文化产业的发展举步维艰，那么在文化事业建设上是否会有所突破?

　　3.“送戏下乡”“文化惠民”遭遇现实尴尬

　　“自上而下”的文化输血难获百姓认可。作为被动者，长沙县的群众在以往的文化建设工作中虽然没有发言权，却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他们的态度。据长沙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博介绍，2009年以前，长沙县的“送戏下乡”和“文化惠民”活动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精心编排的晚会，观众却寥寥无几；送电影下乡时电影还未结束，村民却已早早离场。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些对“文化下乡”节目不认可的群众又在另一个舞台上自娱自乐。长沙县城乡在婚礼、丧礼中历来有请戏班或艺术团表演节目的传统，戏班表演结束后，人们就自己登台唱戏、唱歌，虽表演者水平不高，却总能赢得满堂彩。这样的反差让长沙县的文化工作者们不得不反思其工作的成效。经过一段时间的基层走访和调研，大家逐渐意识到：文化需求千差万别，而现有的统一标配无法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

雒树刚部长在长沙县福临文化站与正在辅导的文化专干亲切交流

　　只有充分尊重“自下而上”的群众主体地位才是获得支持的有效途径。长沙县文广局副局长沈俊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是群众对文化的需求倒逼了我们不断为他们提供高标准的服务。”正是这样的倒逼过程使长沙县委、县政府与县文化主管部门意识到，群众才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在群众眼中，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值得他们全情投入的一项活动，其意义就在于这是他们参与公共活动、公共建设的重要途径。在长沙县如火如荼的“乐和乡村”建设，也是选择文化作为重要切入点。这使长沙县随后开展文化建设工作时的思路发生了转变，因为既然群众才是文化活动的主体，那么就理应将文化权益归还给群众，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让他们行使主体的权利，不能再以大包大揽、计划指令的形式进行公共文化建设与管理。

 安沙镇欢乐大家唱晚会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