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顾问：李津逵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市长协会顾问、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顺德区决策咨询委员、顺德榕树头村居保育基金顾问。

　　提问1、2016年以来，特色小镇建设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您认为，这要解决当前我国城市化的哪些问题？又将在哪些方面提高我国城市化质量？

　　李津逵：2016年，中央开始密集部署特色小镇建设：2016年2月中央《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发展具有特色优势的休闲旅游、商贸物流、信息产业、先进制造、民俗文化传承、科技教育等魅力小镇”；3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发展特色鲜明、产城融合、充满魅力的小城镇”；7月住建、发改、财政等部委《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提出，“到2020年，培育1000个左右特色小镇”，并在8月份《关于做好2016年特色小镇推荐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全国32个省市区推荐上报特色小镇。

　　在这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布署、要求和资源配置的背后，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当前阶段面临的问题：

　　1、传统制造业已经触到了天花板。很多制造企业的边际利润逐年递减、依靠“薄利多销”的时代已经过去、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追求有品质有尊严的生活。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创新驱动。

　　2、今天的中国城市化已经亮出了警示灯。中国城市平庸低效的空间形态太多了，产业单一、创新乏力的地方太多了，大都市的爆棚、乡村的凋敝，工业区产城分割的三极困境，需要在大城市群内、大中城市之间建设更多能够吸引新产业新人群的小城市、小城镇。

　　3、严重的社会不公。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公共服务差距悬殊，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带来社会失衡：分配不公诱发各种社会冲突、农业转移人口 “进不了城，回不了乡”，制度门槛将他们拒之于市民权利之外……

　　4、土地制度僵化，刻舟求剑，阻断了市民下乡之路，也就阻断了新农村建设的活力源头，造成财政对农村投入日益增加，农村建设的内生动力日益减少的怪圈。

　　工业化、城市化的问题，绝不是单凭自上而下统一部署、检查评比奖励就能够奏效的。只有将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与自下而上的主观努力结合起来，才能够走出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创新共享之路。只有那些富于桑梓情怀，有着坚定愿景的基层政府才能够用好当前特色小镇的机遇。就像一个有着明确航向的船长，在他的掌控之下八面来风都会变成东风。

　　特色小镇要在三种空间集成创新，即：1、产业空间：形成丰富的业态，特别是要发育支持本地传统二产业转型的生产性服务业，以新产业聚集新人群，新人群建设新城市；2、物理空间：形成紧凑的街区，步行距离混合功能，增加人们相互交流启发的机会；3、社会空间：建设有活力的社会，实现公众参与、社区协商、实现发展的成果让全社会共享。

　　提问2、目前，各地都在积极推进特色小镇的建设，同时，对如何打造真正的特色小镇也很困惑。您认为，特色小镇要怎么建？如何让特色小镇有着持久的生命力？

　　李津逵：做好小镇的规划一定要迈开双脚。按国家有关部委提出的“特色小镇”，就是两三平方公里、三四万人口、产业上具有创新引领作用、生产生活一体化的地方。也就是说，特色小镇的范围是步行尺度。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已经评出的特色小镇，有不少是在建制镇。这些建制镇的建成区，也基本是步行尺度。

　　小镇的规划，要从全局和长远来谋划。要回答未来这个地方在区域内扮演什么角色？居民住在哪里？购物在哪里？上学就医在哪里？社交活动在哪里？内外交通靠什么？他们之间、他们与周围的山水田林是什么关系？水电路气怎么解决、垃圾污水如何处理，特别是这座小镇有哪些独特的文化和精神气质需要保育和发扬？

　　当然需要当地的地形图，需要了解上位的城乡体系和交通规划。这些都是本地规划院所擅长的，这样的规划更需要有丰富的国内外小城镇发育成长的经验，这往往是本地规划机构所欠缺的。遗憾的是，地方规划机构往往是按照省城——地级市——县城——重点镇——特色小镇这样的行政级别来配置他们的人力资源。

　　特色小镇的规划特别需要迈开双脚与大地谈恋爱的态度。一个富有经验的规划师在这样一个小镇与当地的居民、企业家、商贩、政府官员一起，边聊天，边逛街，走上一个星期，大地就会把自己的梦想和痛处告诉他。遗憾的是，按照行政层级排序接手小镇规划的年轻人得不到指导，缺少经验，只能在图上作业，画出的规划水土不服，难以落地。

　　小镇的规划功夫不在于画图，而在于走路，并且一定是有全球小城镇经验的人迈开双脚来走路。因此规划的费用不在于画了多少张图，而在于有经验的规划师走了多少路？他能不能走完这些路对小镇做出实事求事的判断，然后告诉你这个小镇如何做“最好的自己”，又如何能活出“最好的当下”。

　　我和很多镇长说，如果付20万元规划费，不一定能请得到“用脚做规划”的规划师，如果付10万元规划费，一定有“靠画图做规划的”人来接单，并且是暴利。中国的小镇在以往的几十年大多重病缠身，规划方案也就是治疗方案。当亲爱的家人重病在身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因为一名医生要求的诊金低而选择他呢？所以，“用脚做规划”是特色小镇拥有持久生命力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

　　提问3、在特色小镇的建设中，如何处理好市长和市场的关系？

　　李津逵：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也是东亚模式中“有为政府”特点的中国体现。尽管过于“有为”的政府可能对市场构成某种干预，影响资源优化配置和降低经济效率，但是在城市化中，需要政府公共职能的充分发挥和有效介入，起到保障秩序的作用。在特色小镇的建设中也是如此。

　　在首批公布的全国127个特色小镇中，广东顺德北滘镇名列其中。北滘镇在上世纪90年代率先进行了产权改革，政府从市场中退出来，让企业在市场上自由竞争、自担风险。短短的10多年，以美的、碧桂园为代表的集体改制的民营企业迅速成长，不仅在国内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大展风彩，而且向着国际化的跨国公司迈进。

　　8年前，面对制造业电气独大，电器制造业家电独大，家电制造业中一企独大的局面，北滘镇政府在顺德区政府、广东省政府的支持下，引进了专业化的运营商建设工业设计园区，汇聚了一批创新设计的力量，形成了与国内外大学、设计界的常态合作，一方面促进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孵化培育出工业设计、智能制造的一批“小巨人”，改变了产业的生态。如今在北滘，美的全球创新中心出现了，碧桂园也在创造科技小镇。整个北滘成为珠江西崛起的创新小镇。

　　今天，当时代需要转型的时候，政府需要率先转型，从跟在企业身后做好服务，转而站在企业前面开辟新路，积极主动地投入政府资源去做一家一户企业难以打造的创新环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这才是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应当呈现的局面。

　　提问4、据了解，您对外国的小镇建设也有研究。您认为，外国小镇的建设历程和经验，能给我们哪些启示？

　　李津逵：2016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7.35%，正处在加速发展过程中。从先行一步的韩国城市化来看，这个阶段人为控制大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可能在决策上是欠妥的。因为随着大城市的发展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水平提高，必然要有新的产业机会外溢到大城市的周边，也就是说，在城市圈形成的时代才会有小城镇发展的机会。

　　以韩国为例，大城市化阶段的完成就是首尔的跨越汉江发展。汝矣岛（Yeouido）是流经汉城（今首尔）汉江段上的一个面积8.4平方公里的小岛，这个百年前荒无人烟的小岛如今人口已达3万多。1970年开始，韩国政府就通过架设大桥、搬迁韩国国会议事堂和韩国证券交易所等方式将部分首都功能向岛上疏散。2002年，在首尔市长李明博任期内，汝矣岛作为金融聚集区开始进入全面开发阶段。2009年1月韩国国会通过了《国际金融中心的法律》将首尔汝矣岛指定为国际金融中心。纽约银行、大和证券、ING资产管理及房地产资产管理、德勤等五六家外国企业纷纷入驻，新建办公楼出租率超过80%。汝矣岛现在已经成为韩国首屈一指的综合金融中心区，成功为首尔奠定了在全球金融城中的地位。除金融之外，汝矣岛也是LG电子公司、MBC和KBS电视台的总部所在地。首尔的地标建筑“首尔国际金融中心”、“大韩生命63大厦”及全球最大的基督教教堂汝矣岛纯福音教会也屹立岛上。 

　　大都市化——都市圈化——乡村现代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必然过程，犹如自然界中的重力法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少韩国新村运动中建起的新村，由于没有产业下乡、没有城市人口和资金下乡，很快便出现了人口的空心化。当初宣传新村运动的中国专家也不再提新村运动了。

　　韩国城市化的最新进展是市民下乡，他们或是“归农”、或是“归乡”蔚然成风，给乡村发展、农业生产带来积极的影响，大都市圈内职住一体的新型小城镇建设，例如京畿道的板桥新城，都对中国当前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和特色小镇发展以及未来的乡村现代化发展有着宝贵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