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长沙县正式启动乐和乡村建设项目,旨在构建以乐和治理、生计、人居、礼仪、养生,实现社会共治、经济共赢、生命共惜、价值共识、环境共存五位一体的理想乡村。
第一批示范村都选在了县域北部的山区乡镇:开慧镇葛家山村、金井镇惠农村、春华镇金鼎山村、福临镇金坑桥村、白沙镇双冲村等5个村。经过一年实验,5个示范村均建立了乐和社工站、互助会组织,村民建设家园和投身公共事务热情得到不同程度的激发,呈现了“三事分流、民主议事、义务投劳、群策群力、互帮互助”的新风尚。
2014年5月,长沙县委进行第二批试点推广,将跳马镇曙光垸村、江背镇五福村、白沙镇窑上村、福临镇石牯牛村、高桥镇金桥村、北山镇福田村、金井镇西山村、春华镇花园新村、果园镇古楼新村、双江镇赤马村、青山铺镇广福村、黄兴镇仙人市村、黄花镇黄花路社区、路口镇路口社区、干杉镇干杉社区、安沙镇和平村、泉塘街道向星社区、星沙街道望仰桥社区、长龙街道湘峰村、榔梨街道金托村等20个村(社区)列为试点村,使全县乐和乡村试点扩大到25个村(社区),覆盖全县辖镇。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长沙县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前提下统筹规划、因势利导,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激发社会活力,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形成了系列具有可操作性、可复制输出的经验和方法。
1.以“一站两会”为支点,创新组织架构
为了推进“乐和乡村”建设,长沙县委专门成立“乐和乡村”示范村建设领导小组,县委书记杨懿文任组长,县委县政府相关领导任副组长;在县委宣传部设置“乐和乡村”示范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项目统筹协调;在各试点村建立乐和社工站、乐和互助会、乐和联席会等“一站两会”。这一系列从上到下沟通、协调渠道畅达的组织架构,为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可靠的组织平台。
1)设立乐和社工站
根据“乐和乡村”示范村建设领导小组的指示,各镇党委在各试点村分别成立社工站,由镇党委副书记或副镇长担任站长,村支部书记担任副站长,北京地球村派专业社工入驻各村社工站,驻村社工组长担任执行副站长。
社工在镇党委、政府的主导协调与村支两委的支持配合下,走进自然村开展前期调研,在有公信力、关心公共事务的村民骨干中宣导“乐和”理念。
乐和乡村建设以社会工作者进村辅导的方式推进。乐和社工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本地青年,他们在廖晓义老师和县委乐和乡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培训下,讲着本地方言走进家家户户,拉家常、搞活动。迅速熟悉了自然村内的人际关系。按照廖晓义对社工提出的要求,社工坚持“做酵素,不做胰岛素”,每到一个新地方做宣导,只是将其他地方乐和互助会开展情况做介绍,然后便是启发组里的骨干们充分发表看法,激发起乡村中的骨干们组织互助组共同建设乡村家园的意愿。因为是“了解当地情况的善意第三方”,社工的身份具有村组干部、乡镇挂职干部所不具备的条件,他们更容易取得村民信任,可以促进沟通、打破僵局。
目前,25个试点村(社区)均建立社工站,社工队伍接近百名,在乐和乡村建设中迅速成长,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
2)成立乐和互助会
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位,由村支两委统筹引导、乐和社工具体组织、全组村民共同参与,通过村民推选与自我推荐相结合,在全组选出5~7位具有公共精神、热心村组事务、愿意义务服务村民的乐和代表,成立乐和互助会,并建立乐和代表联系农户制度。乐和互助会的实质就是根植于本村本组的互助性、服务性、公益性社会组织。
乐和互助组设在村民小组,不同于合作化时期的互助组:第一,不是以生产互助为指向,而是以共同生活环境的改善为指向;第二,不涉及生产资料和财产的合作,而是公益性劳务合作;第三,不是以政府推动而是以社会组织的“宣导”村民自愿加入的组织。
乐和互助组,还是在村民小组的界限内开展,并没有跨越村组的界限。互助会与村民小组社会空间重合,因此有些地方反映“组长特别怕互助会夺权”,也有组长说:“互助会权力这么大,我为什么不能做乐和代表? ”所以在不同的组,互助会长人选也不同:在双冲,互助会长与村民组长分设,便于互相监督、互动;在葛家山、金坑桥,村民组长兼任互助会长。
截至2015年5月底,长沙县48个试点村已成立145个互助会,发展乐和代表1032名。
3)召开乐和联席会
乐和联席会是以村支两委为主导、以乐和互助会为主体、由社工组织多方共同参与的社会协商共治平台。乐和联席会定期由村支部书记召集,商议村社公共事务。
“一站两会”的建立与运行,让各类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有了讨论协商、分工合作、群策群力的组织平台,最大限度地将村民组织起来,听取意见,畅谈发展,凝聚共识,有利于增强村民归属感与责任感,有利于调动村民积极性与创造性,有利于激发村民集体意识与公共意识。
当前农村基层体制里,乡镇机关基本在复制着市县机关,但是镇级人大的法定性比其上级要少得多,除了镇里开人大会议以外,平时没有常设机构。镇级也没有政协组织。这种代议制民主、政治协商民主设置不完备的条件下,乐和联席会作为一种参与民主方式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2.以“三事分流”为抓手,创新投入机制
在长沙县,乐和乡村理念最为深入人心的一句话就是“三事分流”,就是指“大事政府做,小事社区做,私事自家做”,本质上是把乡村公共事务中的社区权责还给社区,让村民组织与村民自身承担起应担的责任。但在实践中,什么是大事、小事、私事却是很难简单区分。而大事、小事、私事“混沌不分”的实质就是乡村治理长期处于空白、政府基层组织与部门长期疲于奔命的根源。
因此,推进“三事分流”就是“乐和乡村”建设的核心,也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精髓。长沙县在搭建“一站两会”组织平台之后,就以“三事分流”为抓手,通过改革投入机制、创新考核指标等一系列举措,孕育可供多元共治机制长效运行的土壤和氛围。
1)逐步实行“三事分流”
通过党委政府牵头,村支两委具体统筹,召开乐和联席会,将涉农公共事务按照公私、大小特点进行梳理分类,属于政府管的“大事”由基层政府与村支两委负责,属于村组公共事务的“小事”由乐和互助会负责,属于农户家庭的“私事”由各家各户自己负责,实现“三事分流”(大事政府办,小事村组办,私事自己办)。
三事分流操作法
以开慧镇葛家山村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到“乐和乡村”建设是如何自下而上梳理出自己“三事清单”。2014年5月至10月,在实现“一站两会”全村覆盖的基础上,社工与乐和代表走访长沙县委、县政府相关部门、乡镇干部、村支两委干部,按照综合治理、财务管理、农业与农村经济、食品安全、国土、妇联、计生、科教文卫、档案管理、环境、社会事业、思想教育工作、群众工作、武装工作、基础设施建设、山林管理16项内容整理出一部基层口述史。同时,社工在走访中,围绕“政府应为你提供哪些服务? 自己能够承担什么责任? ”话题在乐和代表、普通群众中进行充分地调研,整理出村级主抓事务164条。根据调研结果,村支部书记召集社工站、党员代表、互助会代表、村民代表、辖区内相关社会单位代表和联村党政干部参加的联席会30次,经过讨论认为164项村级事务中有70项可以剥离出来,交由互助会负责。然后,互助会会长先后13次召集乐和代表、村民参加的互助会,分析各自的责任、权利、义务和利益,并针对私事部分归纳出《葛家山村村规民约》。最后,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互助会会长、联村党政干部、乐和社工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对“三事分流”结果汇总表进行投票表决,并通过了《开慧镇葛家山村关于“三事分流、三治并存”的乡村管理制度》,全面公示。至此,葛家山村初步形成“三事清单”,政府、社会和个人在综合社会事务中的责任边界与关系得以厘清,处理日常事务将有章可循。
与地处长沙县边远地区葛家山相比,江背镇五福村石上组由于地处长沙县“南工北农”产业布局中的南部产业经济密集区域,村民经济条件相对优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意识更为突出,但通过环境卫生公约的制订入手,最终形成“三事清单”的过程、结果却是殊途同归。
目前,通过县一级统筹协调、因势利导,各试点镇村因地制宜、求同存异,通过各种单体试验切入,形成了各自的“三事清单”。
2)探索投入机制改革
当前在乡村公共事务中,政府投入机制已经成为政府、社会、群众各方都不满意的焦点之一,很多地方都将新增财力的大部分用于民生投入,却“花钱费力不讨好”,其实质是公共经济中自上而下的资源如何公平地配置到乡村。如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生猪禁养补贴等这些自上而下的政策资金从省市下到县,是层层按财政体制拨付的,但是从各部门再到村则是按项目来补贴、奖励,完全是由不同的政府部门掌握,乡镇一级基本上是“过路财神”,农民、村集体更是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同时,自上而下的资金,由于没有受益的主体——农民参与监督,工程招投标后再层层转包,具体施工的队伍往往与本地没有任何关系,工程造价和质量都难以得到保证,豆腐渣工程自然层出不穷。进而造成政府好心没办好事的现象屡见不鲜。
有鉴于此,乐和乡村建设按照责、权、利对应原则,让互助会在承担相应义务的前提下,赋予相应的财政资金使用权利,鼓励和引导村民通过互助会自主管理、使用、筹集和监督涉农公共资金,让互助会参与到村级涉农公共项目的申报、实施、评估、后续监督等各环节,确保互助会、联席会职能得到充分发挥。
比如修路,向来是民心工程的重点,但传统方式“政府立项—招投标—施工—监管—验收”完全是自上而下,一切由政府主导,村民被动参与或者完全不参与,往往好心没得好报,群众不领情。互助会的成立使村民拥有表达诉求的自治组织,“联席会”的召开拥有了商讨议事的平台,让他们主动参与修路也成为可能。例如白沙镇双冲村简东沅组的生态路建设项目,因为是村民自主筹资筹劳,修建资金比以前同样的道路节约30%。在葛家山村,两年来,先后修建了十多口标准水塘,并在菖蒲组、协家组实施了组级公路建设,而这些村级公共设施建设基本上是村民自主筹资筹劳,不再被动依靠上级投入。在金井镇惠农村,楼利坡组在2013年通过互助会决议修缮山塘,申请自己工程自己做,并承诺组级环境卫生达标,工程项目监管分工打包。结果村民集思广益,采取多种创新方式,实现以最少的钱办最实在的事,既保护环境和山林菜地,又使工程质量得到保证。
通过乐和乡村建设,长沙县各试点村以自下而上的申报方式取代之前自上而下的筹建方式,在村组生态路、小型水利、村级环保、绿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有效探索与实践,也为投入机制改革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良好效果。
3)创新考核指标体系
作为一种自下而上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试验,“乐和乡村”“三事分流”对政府职能转变可谓是一种挑战,同时也是一种机遇。
长沙县正逐步建立“乐和乡村”社会建设考评体系,将社会组织培育、项目投入方式转变、专业社会工作队伍培养等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将群众参与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促进基层政府职能转变。
这一系列改革举措,明确了基层政府、村支两委、互助会、村民等各方责任,使之能够各尽其职、分工协作、形成合力,减轻了基层政府与村支两委的工作负担,提高了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了村民自行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水平,和谐了乡村内部的社会关系。
榔梨趣味运动会现场
3.以“乐和大院”为舞台,重塑乡村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的培育需要一定的空间载体,在城市里一般都有城市广场作为承载城市公共精神与文化的空间,在乡村同样需要相应的公共空间。这种公共空间是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实践空间,村民自治组织的建立正好拓展了村民的公共空间,他们通过在这个空间自由发言,做出表决等实践活动,村民找回了一种自信,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责任感,彼此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守望。
“乐和乡村”建设十分重视乡村公共空间舞台。各试点村先后建设了19个乐和大院,以此作为先进技术培训中心、优秀文化传播中心、社会群众交流中心,进行学习培训、组织活动、调解矛盾、议事决事。
1)组织村民沟通议事
乐和大院作为社会协调机构交流公共空间,已累计召开130余次乐和代表大会与联席会,协调了多起矛盾纠纷,群众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热情逐渐高涨。随着乐和大院的各项职能充分发挥,各试点村逐步呈现出“支持政府建设多了,上访缠诉现象少了;邻里和谐多了,琐碎纠纷少了”的良好发展局面。
开慧镇葛家山村村支书汤长顺2010年上任后,一直每天疲于应付大小事情,一遇上鸡毛蒜皮的杂事村民都会往他家跑,矛盾纠纷最多时,“我堂客一天泡了83杯茶!”有一回,他接到一位村民电话,说自己屋后的护坡被雨水冲垮了,希望村上帮忙解决。汤长顺急忙赶到现场,看到的却是村民正在麻将桌上忙得不亦乐乎,而他屋后垮塌的土方不过十担土的劳力,完全可以自己解决的事,却等待村委会来帮助……就这样两年间村民上访至少不下70次。陷于招架应付“事无巨细”的麻团,失去村级治理主动权,曾经让汤长顺一度想辞职。2013年葛家山村进行乐和乡村建设后,再也没有出现上访,他已经完全从过去被动的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把工作重点放在谋划村级的“大事”上,乐和大院建起来了,生态路修好了,大事小情推进更有效率了,与村民的关系更加融洽,“可以说全村没有哪一户我去不得,说不上话!”
在白沙镇双冲村,互助会发动村民修建生态路,因为需要一位村民砍掉自己的茶树而发生纠纷,村民互助会会长向禾明主动找到该村村支书向文革表示:“这事情不用你们村支两委出面,这是我们全体组民的事情,让我们自己来解决。”结果他顺利地说服了那名村民,无偿地砍掉茶树,配合工程顺利竣工。
“通过互助会,原来我们不好做、做不了、做得不到位的工作都能妥善解决了,大家心齐了,告状的手机铃声也不响了。”向文革表示,“乐和乡村建设成效明显,不仅减轻了村支两委的工作负担,更加强了村民自行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乡村内部的社会关系也变得更加和谐。”
2)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复兴乡村文化,修补乡村传统是乐和乡村的核心目标之一。由于基层组织涣散,加上乡村空心化、空村化,使得乡村文化生活匮乏,一些五六十岁仍然身强力壮的人们,除了带孙子外,主要的娱乐就是麻将。“一个月下田,一个月过年,十个月赌钱”成为不少村社居民的生活写照。
白沙双冲冬令营开营,图为学生代表
向老师行“敬献之礼”
金鼎山村首届“乐和”文化艺术节上,金鼎山村龙顾组村民们的快板舞表演
依托乐和大院这个舞台,各个试点村广泛开展“亲子共读”道德讲堂、传统礼仪学习、传统文化经典诵读等文化活动项目,逐步恢复了乡村“守望相助、亲如家人”的人际关系,推动了乡村文化的繁荣。在各试点村,乡村文化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多个试点村互助会组织成立多支群众文艺团队,并组织村民开展乐和宣讲、经典诵读、国学讲座、传统礼仪学习、文艺晚会等活动300余场次。双冲村木鱼神组修复了曾经居住百多人口如今人去楼空的向家大屋,并以大屋为乐和大院开展各种文化活动,连续两年的春节期间还开展了一种叫作“回娘家”的新民俗。这一天,凡是本村组外嫁出去的妇女都被邀请回来大家一起吃年饭,场面温馨热烈,特别是那些送妈妈回娘家的“外甥”们纷纷表示:“以后姥姥家有事,要钱出钱,要人出人”,极大地增强了家乡的凝聚力。
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中国社会不是人治而是礼治。村社内部平息纠纷的依据往往不是法律而是人情,是大家心里共同信奉的“良心”。显然,乐和乡村的理念正如细雨润物一样修复乡村的传统。
3)传递生态文明理念
“乐和乡村”建设不仅是一个社会建设项目,也是一个恢复生态环境、发展绿色经济的系统工程。除了完善社会治理,长沙县还充分发挥北京地球村社会资源丰富的优势,邀请全国知名农业技术专家在乐和大院开展专业培训。目前,已先后在试点村开展生态农业实用技术培训200多场,探索一条“让乐和成为风景,让风景成为产业”的既保护环境又能发展致富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