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林：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创新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作为全球供应链上十分重要的一环，深圳所在的珠三角地区（包括东莞、中山、佛山、广州等地区）被称之为“世界工厂”。根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15年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商品贸易进出口总额已接近1万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26%，由此也说明珠三角地区参与全球分工的程度和经济国际化程度之高。在这个背景之下，该区形成的潮汐型劳动力市场也成为值得关注的特别现象。

　　一、珠三角经济运行对劳动力需求的潮汐型特征

　　珠三角地区对全球贸易供应链具有巨大影响，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就有形象地比喻称“107公路”（107号国道是连接深圳、东莞、广州的一条重要通道，国道的两边密布着大量的工业区，这些工业区中的绝大部分都是面向全球的制造型加工企业）塞车，全球的商品价格就会出现波动，可见珠三角与全球经济运行间联系的密切。随着经济和贸易全球化程度的深化，特别是金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贸易的发展，使珠三角地区对外贸易的对象从最初的欧美市场逐渐转为面向全球市场。在这一大格局下，珠三角地区的全球化生产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特别是季节性与周期性。例如，圣诞节和元旦新年是全球性的节日，由节日市场的拉动就形成了7—10月的生产高峰期。再如，个人手持电子产品年年推出新款，国际性厂商在全球统一发售时，需要准备大量的现货，因此要求代工厂商在短期内进行高强度生产，而一旦早期的销售高峰过后，对生产能力的需求就会大幅下降。在全球化逐渐深化的过程中，这种季节性、周期性越来越明显，生产的波动也就越来越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贸易的利润十分丰厚，大多数情况下单个工厂内部就能够消化国际订单，因此，能够储备强大的生产能力应付生产高峰期的到来，当需求下降时，也有实力应付生产能力降下来。但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随着国际贸易竞争的加剧，传统离岸生产方式的利润不断下降，单个工厂很难应对周期性、波动性的生产。此时，匹配和适应周期性、季节性的生产方式的潮汐型劳动力市场就应运而生。

　　二、企业层面的潮汐型劳动力流动

　　潮汐型劳动力市场这一名称是相对企业层面的生产方式而言的，从企业的角度看，以国际贸易为主的大中型企业全年雇佣的工人数量存在明显的波峰和波谷，企业所雇佣工人的全年流动率甚至超过100%，在100%—150%间波动，有时甚至会出现工人在一间工厂只工作两三个月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人的流动原因并不是工厂因订单减少而解雇员工，而是这些工人自动离职。在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虽然它带有某种违规的成份，但这种制度却很好地适应了珠三角地区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世界工厂”的生产方式。

　　三、潮汐型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制度原因

　　潮汐型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企业层面上看，与外贸型企业普遍推行与产量挂钩的工资制度相关。这种工资制度是工业领域对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推行的农民收益与农作物产量挂钩的承包责任制经验的一种借鉴。这种工资制度的结构设计方式是基本工资+计件工资，基本工资通常就是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如果有些生产环节不适合计件，例如流水线上的班组作业，就不能按计件工资计算，就按基本工资+加班工资来计算。这样的安排使工人对企业的订单数量和订单交付时间非常敏感，因为如果企业的订单不充足，交付时间不迫切，那么在这样的工厂工作就意味着工人的收入只能获得比最低工资略高的收入，因此工人当然更愿意寻找有更多产量和加班数量的企业去就业。

　　从政府层面上看，地方政府在执行劳动法规上也有弹性处理。2008年中国颁布了新的《劳动法》之后，法律对企业员工的劳动保障变得严格起来。但在法律执行过程中，对于确实存在的一些过高过严的问题，地方政府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又有一些弹性的操作。这种弹性处理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劳动法》要求为每个员工缴纳社保，但对新入职员工初次缴纳的时间则有一定弹性，《劳动法》规定的时间是在一个月以内，但有的企业在为工人缴纳社保时会分阶段购买，工人试用期间先购买劳动伤害险，一旦工人在期间出现劳动伤害事故，就会得到一定的赔偿。养老和住房公积金则会分阶段推后时间购买；二是当企业缴纳社保的人数占到员工规模的70%时，即被法律视为合格、合规。只要员工不投诉，法律就不会追究企业的责任；三是主动调低企业为员工个人缴纳社保金的比例。

　　从全国层面上看，全国性的城乡制度安排为农民工在城乡间流动提供了选择。农民工来到城市就业后，有加入城市社保体系和农村保障体系的双重选择。农民工往往更加追求“即期收入”，因为在城市缴纳社保意味着他们要将一部分收入放到未来去使用、消费。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企业与农民工之间会达成了一种默契，企业可以增加他们的即期收入而不用为工人缴纳社保。这就使束缚工人流动的制度限制大为降低，为工人在不同企业和不同地区的流动提供了最大化的灵活性。

　　四、城中村：潮汐型劳动力市场的生活聚落

　　农民工在市场中工作首先需要居住、生活的空间，这就与城中村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以位于深圳市郊区的甘坑村的演变为例，这里毗邻秀峰工业城，在工业化初期，甘坑村的村民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开始建设崭新的村庄，为工业区中的外地员工提供居住空间。在此期间，甘坑村的民宅经过了两次升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被政府和外商征收了土地的村民盖起了第一批钢筋水泥建筑；而后，又在老村的基础上修建了新村，建设了更高、更大的现代化建筑。

　　随着新村的不断建设和完善，工业区里的员工宿舍逐渐空置了，绝大多数工人们开始居住到甘坑村新村或老村的房屋里。因为从潮汐型劳动力市场角度而言，工业区中的宿舍只提供给在某家工厂中工作的员工居住，如果员工要离职，就要搬往其他地方，这样的居住方式显然不便于工人的流动。随着城中村，特别是新村发育以后，虽然它略显拥挤、混乱，但在餐饮、购物等环节也在不断完善之中，工人们大多开始迁移到新村租农民的房子，从而使他们在择业上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可以上半年在甲工厂工作，下半年在乙工厂工作。

　　此外，在甘坑村新村建成后，尤其是大量中介服务的涌入使工人们更容易获得全面的信息，如果哪里有好的就业机会、哪里有更高的收入，工人们就可以随时从甲工厂转移到乙工厂工作。城中村无疑成为潮汐型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形成要素。

　　五、潮汐行劳动力市场的优势

　　潮汐行劳动力市场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从制造业的角度看，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不仅在于劳动力的单位成本优势和完善的供应链及产业链，还在于存在制度与规模上的优势，能够更有效地配置劳动力，从而形成整体上的成本优势。近些年，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后，在美国国内产生了“苹果为何不回到美国制造”的争论，苹果CEO库克说：“我找不到那么多优秀的模具工程师，而中国有。”麻省理工大学一位教授经过仔细研究后认为，一部苹果手机有一多半的零部件都是在中国制造的，中国拥有强大的供应链优势。本文认为，从满足全球市场的角度来看，美国还不具备高度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来适合这种具有巨大弹性的生产方式。

　　综上近述，相对弹性的劳动制度安排，使之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水平相适应，有利于提升经济体系的效率。在全球化导致的市场变化较快的情况下，弹性的制度安排比调整制度本身更快、更有效。

　　从城中村对潮汐型劳动力市场形成的意义而言，在工业化的初、中级阶段，与城市正规的社区相比，这种脱胎于原农村，向城市社区自发演化、发展的半正规社区，对工业化和城市化显然具有正面的意义。如今，在东南亚地区，甚至印度都在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这一棒，毫无疑问，这些经验是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