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移民”的痛苦
“爸爸妈妈，这不是我的错”——近日，编辑部收到一封自称“二代移民”、在北京就读的高一学生来函。她为两年后的高考犯愁。
就这位中学生的呼声，两会期间，记者采访了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从多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他们一方面认为，这些二代移民的孩子应该享有同城市孩子一样的权利，国家应该取消附着在户籍上的权利差异。同时，这些孩子也要正视现实，毕竟涉及上千万人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地方教育部门应该为他们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
政协委员陈锡文认为，城市要为外来人口子女提供九年义务教育，但目前初升高、高考政策没变，要回原来的户籍所在地。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但涉及的人太多太广，改革需要一个过程。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大教授周洪宇说，首先要探索解决办法；第二要看到它是一个过程；第三要有一个具体的改革办法加以推进。目前户籍负载了教育、卫生等公共产品服务，改革的思路应该是逐步把这些福利剥离出去，采取可操作性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认为，户籍作为管理手段还是应该的，但是不能给户籍附加太多的功能，包括子女受教育的功能。现在的方法有很多的弊病。上学和考试地方不同，教材和教学方法不一样，孩子在一个地方生活多年再换到不熟悉的地方，对他们的成长不利，而且还滋生利用金钱、人情解决问题的腐败行为，或者形成所谓的高考移民现象，学生是最大的受害者。
他还认为，这个问题还牵扯到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非义务教育经费，一般都是地方政府负责。上学所在地政府希望外来人口子女回去读高中、参加高考，不仅为减少本地学生竞争的压力，也有财政支出的考虑。这就需要中央政府来协调，寻求比较合理的解决办法。公民最基本的保障应该由中央政府提供，如果中央政府解决的部分增加，地方政府解决余下的问题就相对容易。
葛剑雄委员对这些具有相同处境的孩子提出具体建议：在问题解决的过渡期内，希望他们面向现实，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抱太大的期望。同时他认为，户籍所在地学校应该给这些孩子一个缓冲的阶段，把教材给他们，再提供补课等方面的帮助，各地还可以采取相互承认中考的办法减轻他们的压力。
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王东林的观点是，这些孩子的处境涉及到中国城市化质量的问题。城市化的力度逐年提高，但是相关制度安排并没有及时跟进，尤其是户籍制度。从城市化要求来讲，进入城市的人理所应当享用市民同等的待遇。城市必须扩大教育的总供给量。对于游走在城市体制边缘的人来讲，他们子女的入学问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民生问题。他们为城市发展贡献力量，城市就应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被人重视，但实际上还有一些非农民工，他们已经属于城市白领阶层，他们子女的入学也存在问题，但问题被掩盖了，被他们有可能承受的入学费所掩盖。
他说，对于农民工子女入学，现在有些地方有过渡办法，比如农民工子女学校，但从真正意义上说，这种做法存在问题。农民工子女入学，尤其是义务教育，应该融入整个国民教育体系。城乡二元结构不应该在学校的层面上体现出来，这可能会导致一种新的歧视，城里人上城里人的学校，农民工子女上农民工子女的学校，会给人产生一种不好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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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这不是我的错
上海最近出台的“居住证转户籍”制度，虽然仍存在门槛限制，但毕竟给许多“新上海人”以希望。也让我们这些“漂”在北京的“二代移民”，看到了一缕曙光。
然而，前不久北京市有关方面称北京与上海不具可比性，类似“软化”政策暂无考虑。
北京市的表态，让我，以及众多与我命运相似的“北漂”中学生，因上海户籍“新政”而点燃的希望再度破灭，仿佛又坠入冰窟。
笔者自小学至高一，一直生活在北京。但却深切体会到无处不在的无奈，这种感觉随年岁的增长而更加强烈。原因就在那一纸户籍，像堵墙一样，在权利上无形隔离了我和我的同学。比如我不能获得医保，甚至在学校体检时，我的体检表与班上其他人不同，同学也会因此而露出复杂表情。
刚开始，我连中考志愿申请表都没资格填写。爸爸最后关头到处找人，才让我在最后一刻获得考试资格。那些日子，我感觉到自己不仅不属于北京，好像也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不敢想像，如果没有获得中考资格，我将开始怎样的生活。为了继续读书，我会离开爸爸妈妈回到陌生的“家乡”，回到那个户籍所在、却没有家的地方吗？
我还算幸运，我们班就有一位同学哭着离开学校和同学，离开父母回到老家。
中考过去了，烦恼继续。那就是两年后的高考，那才是最后的裁决。但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能在北京参考，也由于众所不知的原因，我也没法回原籍。不说学籍不在那里，教学的内容也有很多不同，在北京更没有接受家乡省份那种高考“魔鬼式训练”，即便原籍允许我报考，我也不能想像怎么与家乡的同龄人竞争。
我不知道这是谁的错。我现在即使考年级第一和班上第一，又有什么用？是爸爸妈妈错了吗？他们又何错之有？
在课外书籍中，看到“社会排斥”这个词，我忽然发现，这个解释完全适用于我。
我并不是一个悲观论者，我相信“社会将变得越来越好”。但我不知道两年后，自己能不能共享这种“好”。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