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是深圳这座城市36岁的生日。作为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在纪念她36岁生日时，需要感谢的人非常之多，但千百万曾经或正在为了深圳发展而背井离乡的移民人口，一定是不可略过的。

　　在上周五的深圳音乐厅，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留守儿童，抛开胆怯羞涩，站在舞台上，绽放出他们自信大方的一面，合唱了包括《好想你》在内的14首中外文歌曲。这是第五届南都留守儿童合唱团音乐会的现场，因缘巧合，也变成纪念这座城市诞辰的一种特殊形式。为此，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还特别致信祝贺，对孩子们表示感谢，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表达了信心。深圳市各级政府的多位领导，也共同观看了合唱演出。

　　深圳是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重镇，也是年轻化劳动群体密集的地区。所以，在深圳光鲜亮丽、硕果累累的背后，同时隐藏着一个令人揪心的事实，即这也是一座拥有大量留守儿童父母的城市。每年的暑假，包括南都在内的许多机构，都会组织各种活动，帮助孩子回到父母身边，呼吁政府和社会一起来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然而，这样的举动虽然意义非凡，但对于彻底地、系统性地解决问题，却如同蚍蜉撼树，不敢赋予太高期望。

　　留守儿童现象的本质，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枚切片，它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密切相联系。所以，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很难是单独的、快速的，而注定会是系统性的、缓慢的。在今年7月，《国务院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正式下发，该《通知》明确了经济发达地区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负主体责任，并针对中西部财政困难地区、东部发达地区各自给出了相应的执行措施。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实际上就是外来务工人群在就业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过程，他们的孩子上学、就医问题得到了解决，市民化也就完成了。自然而然，留守儿童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

　　从上述政策出发，至少表明了中央对于留守儿童问题的诊断清晰，举措明确，即解决留守儿童依靠的不是临时性、案例化的补救，而是要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权责安排上，做出结构性的调整。举一例，在江西弋阳，葛溪乡初级中学的路光生校长曾带领20余位老师赶赴浙江义乌，为101位家长开了“跨省家长会”，许多家长闻讯，甚至从周边市县赶来。其情其景，令许多人潸然落泪。不过，在感动的背后，却是家长无力供孩子在工作地读书、生活的现实。很显然，并不是所有家长工作不够努力的原因，而主要是政府的公共服务没有跟上，以及宏观利益分配结构扭曲导致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宏观的经济社会结构一时难以彻底调整的背景下，解决留守儿童当然不能光依靠国家。从现实的操作角度来看，父母的责任更大，作用也可以更大。譬如，0-3岁的孩子，父母的亲密陪伴极为关键，假如父母没有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照和回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孩子一生的性格特点。为此，统计规模达24.2万留守儿童的江苏省，明确规定3岁以下儿童的父母应与其共同生活或父母一方留家照料。拥有73.9万农村留守儿童的湖北省则规定，不得让年龄未满16周岁的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生活。这些针对父母的法律规定的出台，对于强制落实父母的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年初，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曾联合发文，要求从2016年3月底至7月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此前我们仅仅存在6100万留守儿童这样一个模糊概念，但对于具体的状况，对于他们的健康情况、监护情况、教育状况了解却远远不足。通过这一次摸底排查，掌握了更详尽的数据和情况，国家治理可以更有针对性，监护人责任的担负可以更好落实，社会力量的对接也更有效。尽管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之路，可谓荆棘满布，但只要能够一步一个脚印，落实好政府、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我们相信大的趋势一定是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