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玲：北京修实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我之所以从事公益事业，并将教育作为修实公益基金会开展工作的主导方向，既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也与许多社会现实因素有关。这些经历和体验正是我的教育情结与公益情结的由来。

　　我的成长经历

　　1948年，我出生在吉林通化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那里地处长白山脚下，作为大山里的孩子，我从小就开始与大山打交道、与土地打交道、与贫穷打交道。由于家庭贫困，我曾数次经历过辍学又复学的过程，除文革时期的特殊情况外，多次辍学的原因都是由于经济条件所致。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初中时曾经只读了两个星期就被迫离开了课堂，作为“编外社员”返乡参加劳动。这样的经历让我尤其理解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对求学以及希望受到良好教育的强烈渴望。

　　文革期间大学停办，没有机会继续上大学，作为回乡青年，我再次回到老家，并在家乡的学校里担任过小学和中学教师。1972年，大部分高校恢复招生，我得以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到清华大学读书，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1994年调任北京市海淀区副区长前，我在清华度过了22年的时光。这些经历使我更加关注教育问题。调任海淀区副区长后，我主管的是教育与文化工作。海淀区极富教育资源，社会上下对教育的关注程度很高，在此期间，我走访了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在内的上百所学校。了解了教育现状，也从校长的角度、从教师的角度、从家长的角度探访过他们对教育的需求，从中体会到，我们的教育确实存在很多现实问题。

　　对教育的思考

　　近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均在逐年增加，学校的硬件设施及师资队伍建设也有明显提升。然而，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只靠这两方面的提升就能得以改善吗？教育面临的更大问题是我们并没有认清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核心功能应是启迪灵魂、开拓智慧。尤其是对孩子而言，他们的梦想和未来都需要通过教育打好基础，基础教育对孩子思维方式的培养、创新能力的培养、科学态度的培养以及求知能力与兴趣的培养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些年来，我们的教育在解决了教育饥渴后却逐步走向了竞争。教育竞争又被称之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所有人都在分数上见高低，应试教育模式因此而形成。好学校在如何提高升学率上下工夫，好老师在如何提高学生应试能力上下工夫，家长则更普遍要求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让孩子上所谓的好学校，课后补习已是家常便饭。高压之下，孩子们不堪重负。人们常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起跑线却被越定越低。以往小学被看做是起跑线，后来发展到幼儿园是起跑线，最后甚至发展到连胎教都被认为是起跑线。从社会到学校，这种对教育的认知已经形成一种社会氛围，也改变了教育本身的启发性与培养学生科学头脑的初衷。

　　评价教育好坏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所谓好学生、好老师和好学校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些实际问题虽早有探讨，但却无补于一味追求分数的现状。这些问题的存在既不能归咎于老师，也不能归咎于学校，它是我们的教育评价体系以及教育制度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谁都无法跳出这个圈子，因为谁跳出来谁就会吃亏。

　　这些体会使我对教育问题有了更深切的认知，也让我对教育情有独钟，并促使我在从事公益事业时将教育作为了主导方向。

　　我的公益情结

　　2004年，我就任京能集团董事长，因投资能源项目的缘故，我到过内蒙古、青海、甘肃、新疆、西藏等许多资源富集的地区，这些区域虽然自然资源丰富，却往往都十分贫困。这里的教育资源与大城市的差距之大令人震惊，例如，首都北京的孩子们也许正在为上更好的学校而忙碌，西藏牧区的首要任务却是要动员家长把孩子们送去上学，不要留在家中放牛、放羊。同样极其重视教育，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两地教育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为什么家长不愿送孩子上学？一方面是家庭经济条件有限，另一方面则是认识问题。家长们觉得孩子长大了也是放牛、放羊，有没有文化无关紧要，但对于孩子们来说，无疑是耽误了他们的未来。看到这样的情形后，我心中既感到十分酸楚，也觉得责无旁贷应该帮助他们。因此，我在退休后最想从事的就是公益事业。这是积累已久的想法，并非一时兴起。

　　退休前，在1994年到2008年这段时期内，我也曾做过一些与公益相关的工作。在担任海淀区副区长期间，我曾在分管的工作范围内对革命老区西柏坡的医疗卫生、文化建设、教育等工作做出过支持；在担任北京市朝阳区区长时，也帮助过西柏坡地区进行校舍改造。此外，由于我个人的家乡情结很重，也曾主动为家乡的建设尽过绵薄之力——以社会募集资金的形式为老家修建了第一条水泥路，帮助乡亲们把水泥路从县道公路上接到了村里。后来，一位村里的邻居告诉我，我小时候就认识的一位在解放前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党员姜彦明，在修路时就已经病到卧床不起，但听说我正在帮家乡修路，就念叨：“我一定要多活几天，等路修好后，即使是抬，也要把我抬到柏油路上去看一看。”路修好后，他的家人用担架把他抬到马路上，他用手摸着路面，流着泪说：“我的家乡终于通了柏油路。”

　　听到这样的情形，我自己也很受感动。作为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能够到北京上大学并留京工作，尽管自己的力量薄弱甚至微不足道，但只要有条件能在帮助别人的道路上尽自己的一份力，我们的贫困现状和教育问题必然就会得到改善。

　　我有浓重的家乡情结，虽然老家已没什么亲属，但也会不时利用假期回去看看。一年冬天，再次回到家乡的小学校。这里已经过重建，并非我读书时的校舍，但看到教室的墙体开裂、屋子里堆满了劈柴、孩子们就在烟熏火燎的环境中上课时，又似乎与我读书时的境况没有太大差别。东北的冬天十分寒冷，至今仍记得，我上学时同学们要轮流值日，生火取暖，轮到谁值日，早上就得提前到校，找一些易燃的废纸或小树枝，点着了放在劈柴上，再拿着书本扇或用嘴把火吹旺，生火的值日生脸上一定是黑乎乎的。往往是要上课了屋里的烟还没有散尽，但因为太冷又不敢开窗，老师和孩子们只能坚持上课。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几十年过去了，孩子们仍在用劈柴取暖，不帮助孩子们改变这样的现状，我又于心何忍。我再次通过募资的方式帮助老家的学校翻新了校舍。新学校采用自设锅炉房的形式集中供热，教室十分敞亮，孩子们也不必再受烟熏之苦。在为家乡翻建了中小学校、买了校车后，我又通过筹资的形式为老家新建了敬老院，为村里安装了路灯……

　　公益中的幸福

　　退休后，我于2009年正式成立了修实公益基金会，在基金会成立至今的七年多时间里，虽然有所付出，但收获却更多，我也因此体会到，公益之路就是幸福之路。公益不仅仅是在照顾和方便别人，也在照亮自己、幸福自己，帮助别人后，于自己留下的是收获，积淀的是激情，这种幸福感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

　　这些年，我因做公益到西藏、青海、内蒙古的次数非常多，在这一过程中我感到公益并不孤单，很多人在修实的号召下参与各种公益活动，他们献计献策、捐款捐物。这使我不免思考，公益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一方面，公益给人以力量和信心。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是推动社会发展、社会正义、社会进步的力量，这种力量势不可挡。另一方面，我们也能从捐赠对象身上汲取营养。例如，2015年修实援建的第二所小学——修实希望小学在青海省化隆县查甫乡正式落成，在启用仪式上，虽没有太多语言的交流，但却不难从孩子和家长们那欢欣鼓舞的表情与眼神里读出他们对公益组织的感激、对这个社会的感激。作为支持他们的公益人，我自然更感觉到心里热乎乎的，也更坚定了只要我有精力、有能力，就要做更多公益的信心。

　　从事了多年的公益让我看到和体会到，只要这个社会中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并持之以恒，那么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必然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