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及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合作举办的“中国城市化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召开。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斌等十余位专家、学者分别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出发，就农民工“早退”现象、城市公共政策、“城市病”的产生与解决、特大城市的发展方向等问题展开深入交流，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智力支撑，并从科学、全面的视角寻求解决之道。

　　中国城市化面临两大紧迫问题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指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两个最紧迫问题，“一是基本问题，即农村人在城市能否待得下来；二是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又涉及到房地产、农民工短缺、城市贫民、城市公共政策、户籍制度等诸多内容。”

　　樊纲分析，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平均时间约为8—9年，而后会因各种原因返回家乡，早早退出城市劳动力供给系统，因此被称之为农民工“早退”现象。引起农民工“早退”的基本原因有两个，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农村土地制度，其中后者是最根本的原因。那么，农民工“早退”该如何解决？樊纲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途径并不一定首先解决户口，目前更紧迫的是，应渐进、逐步地实现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他们的就业、养老、住房、子女教育等问题，让农民工能够在城里待得下来。

　　谈及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关系，樊纲表示，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正式命名是“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其含义代表着不仅要发展大城市，也要发展小城镇，鼓励更多的人在小城镇安居乐业，从而限制大城市人口过快增长。但现阶段，人们依然会朝沿海地区、中心城市聚集，因为城市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集聚效应”。如果忽视这个规律，会造成大城市规划不足，进而导致交通拥堵、房价飙升等“城市病”的发生。而小城市则会出现住房过剩，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表示认同，并从制度层面指出农民工“早退”带来的三个结果：一是劳动力供给的“非正常”减少。目前，我国每年至少减少约1000万以上的劳动力；二是促使中国提早进入“刘易斯拐点”，导致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三是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受到影响，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影响了内需市场，从而带来了“中等收入陷阱”。鉴于此，郭万达建议，只有尽快为进城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才能确保下一代及之后的农民工不再“早退”。

　　虽然不少城市已经对农民工进城落户表现出欢迎态度，但限于目前农村土地制度因素，农民工在故乡的责任田和宅基地还无法变现为进城闯荡的资本，出于对未来的担忧，农民工大多不愿放弃这一权利而落户城市。土地问题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日益凸显，对此，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化发展研究所所长曾真在系统阐述我国城市化土地问题由来的同时，更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实例对比了因土地政策差异而带来的不同结果。

　　“城市扩张所需的绝大多数土地都征收于农村集体用地。”曾真认为，征地环节中的四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一是征收了农村集体土地后，以什么方式进行补偿；二是被征地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后，如何解决生活保障；三是当土地被征后，农民的自建房到底留还是不留；四是农民行政村、自然村等集体组织在经过村庄范围、人数的变化后，该以何种形式存在。这四个问题正是城市化土地问题的具体呈现，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解决城市化土地问题时的政策，很好地为这些问题做出了注解。他解释说，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珠三角地区普遍采用了“留地”政策，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因此大多有较好的保障，但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物业也带来了“小产权”房、城中村等后续问题。虽然如此，曾真认为“留地”政策对村民归属感和精神家园都具有重大意义。与之相比，长三角地区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则借鉴了珠三角的经验与教训，以苏州工业园为例，在建设过程中将涉及到的农村集体土地全部征收为国有土地，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土地性质发生明显改变后形成了巨大的利益反差。两者之间各有利弊，但曾真也坦言，目前，长三角模式向全国散播的可能性更大。

　　特大城市的出路与对策

　　“集聚效应”是城市化的最重要特征，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一批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应运而生，在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之下，政策制定者和城市研究者对发展大城市的忧虑无不聚焦于“城市病”这一症结。那么，我国特大城市的发展现状如何，面临哪些问题，最终出路在哪里？如何解决“城市病”？研讨会现场，这些议题成为讨论重点。

　　以中国特大城市问题研究为出发点，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副所长胡彩梅详尽地阐述了我国特大城市的现状、问题和出路。胡彩梅分析认为，中国特大城市目前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人口的屡控屡破”，这迫使我们考虑是否应将农村人口数量作为城市人口管理的目标。第二个问题是从世界规律出发，未来极有可能出现经济进一步向特大城市、超大城市集聚。第三个问题是中国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来得过早，特别是交通拥堵和房价快速上涨两方面尤为突出。对此，胡彩梅提出了走“大都会区”的发展道路，即在轨道交通上互联互通，在行政上淡化行政区划，在统计上建立大都会区统计体系。她举例称，我们可以设想将来不再单独考核深圳、东莞、惠州各自的GDP、税收，而是从大“都会区”的角度来进行考核，从而促进政府间的相互协调。

　　来自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毕亚雷则提出，利用大数据解决当前城市面临的问题。毕亚雷认为，所有的城市数据都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数据是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据。他以城市交通为例称，深圳北斗应用技术研究院即“深圳大数据研究院”拥有深圳城市境内10万辆车和1000万张“深圳通”每天的活动数据，基于这些数据，就能为智慧交通提供解决方案，从而提高人们的出行效率，缓解城市拥堵。毕亚雷称，“未来希望能够基于大数据建模，从而为城市提供更多的社会功能方面的服务。”

　　在城市面临的环境和拥堵问题上，“30%的货车贡献了70%的尾气排放量”，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物流与供应链研究所所长王国文认为，解决好城市物流问题，既能化解城市拥堵困境，又能解决因车辆尾气排放而造成的环境问题。因为“优质的城市物流既能创造新的增长点，又可以减少城市交通流量压力，提高城市素质。”城市物流是一个大的系统，它是城市规划和运营问题，也是环境问题，同时又涉及到技术应用等内容。王国文谈到，城市物流在关注顶层设计，关注政策和制度设计的同时，更需要技术和数据的植入。未来，可以“运用大数据进行需求侧与供给侧分析，找到在什么地方建社区配送点以及密集的城市配送站。”“用一套智能化绿色配送体系解决所有层次的配送问题。”

　　反思城市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环境与自然保护正在成为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方向。会议现场，众多研究者将目光聚焦在城市化与环境关系这一主题，并从全新的角度深刻反思了城市与环境、人与城市、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对资源的极大消耗，在此背景下，建立与发展低碳城市已被提上国家日程，而政府在低碳城市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必将承担重要的责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化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宇，从政府在低碳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入手，解读了低碳城市的发展趋势。刘宇认为，对中国政府而言，低碳政府的核心是从低碳引导力、低碳管理力、低碳自制力、低碳保障力四个方面“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具体来说，低碳引导力要求政府发挥经济、政治职能，通过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创造低碳化、绿色化的环境；在低碳管理力上，政府要体现经济运行管理能力，建立出高效、公平的市场监管体系。低碳自制力则要求作为消费者的政府在会议办公、会务出行、后勤保障、政府采购等方面践行低碳理念。最后，作为城市的服务保障者，政府要提供基础设施服务与公共服务配套，做好低碳保障。

　　同样是从城市化与环境的关系角度出发，康奈尔大学人类生态学院设计与环境问题系副教授华颖的讨论则关注到了城市化进程的创造者和主体——人，这一重要的因素。因为人的工作方式反映的正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未来，人们的工作方式一定会对城市空间及环境产生不同的需求。”华颖认为，从城市环境、空间设计和人的需求角度考虑，当下城市化进程所面临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社会问题，都会对未来人们要以何种方式进行工作，以及在哪里工作、去哪里居住产生影响。城市范围的扩大对自然造成了侵占，因此，如果城市要“可持续、减碳”，就要“提高空间的利用率”。在此基础上，华颖得出的结论是，未来“城市建筑设计在空间排布上一定要加入时间因素，并且要将空间利用率最大化。”延展到整个城市范围内，就是要提升已建成区域的质量，将他们变成适合不同类型的人工作的空间，而不是再去郊区建立开发园区。因为“最绿色的建筑是不用造的建筑”。

　　不同于前两位学者的诠释，来自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安敏轩更加注重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最终定位，他以文学叙事方法这一独特视角重新定义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反对用旧的叙事习惯讲述环境问题，提倡以新的叙事方法和故事来设计公共空间，引发新的绿色行动。因为“传统的叙事习惯将自然定义为人类的反面，例如，旅游宣传要人们去人少的地方，从而把城市的资金带到了农村，开启了新的经济活动，但这样的旅游越成功，人类制造的污染就越多。” 安敏轩认为，人类的未来需要更大的系统，这一系统包含了空气、土地、水、动物、植物等等在内，人类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假如人类想减少对土地、空气和动植物的负面影响，就最好生活在大城市，因为这样才能减少对石油、煤等资源的浪费。

　　作为城市化领域学术问题研究的专业会议，本次研讨会上来自东西方的专家、学者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与关注点既带有各自的专业特点，也借鉴了国际经验，同时又与时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充分结合。研讨会现场，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斌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描述了他从城市化背景下庙宇的破坏与重建中审视出的“从混沌走向有序”，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创新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周林则从全球化的视角解析了珠三角地区独特的潮汐型劳动力市场与城中村的关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化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明亮以“城市化中的社会治理”为题，聚焦并深入阐述了深圳的基层管理体制，来自康奈尔大学人文地理系的欧挺木教授及他的博士生杨洋，截取了“一带一路”节点城市西安中回坊在本土语境下走向国际化的经历，为更多的城市提供了国际化发展的经验。丰富的讨论议题和不同思维观点的碰撞是这次会议的最大特点，正如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在总结中所言，“在城市化议题下，我们不只谈GDP，不只谈经济，也讲庙宇、讲空间、讲绿色、讲文化，这不止是CDI的进步，也是深圳的进步，更是中国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