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平衡城市秩序与商贩利益，海南三亚市探索了一种更包容、更精细的城管模式：划出特定的经营地点和时段，避免小贩影响交通出行；明确责任，哪家门口哪家负责，谁弄脏谁清理；登记造册，出现纠纷，也能找得到人；动员“候鸟”老人、青年成为志愿者；设立“城管110”。（6月13日《人民日报》）

　　在许多城市，城管与商贩都上演过“猫鼠游戏”。这边厢，商贩要在“夹缝中求生存”，要寻找谋生渠道；那边厢，城管要守卫公共秩序，让城市生活更有品质。城管和商贩的摩擦与纠纷，根源于不同角色规范之间的矛盾。在城管强势、商贩弱势的格局下，城管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权力身份。

　　伴随着社会变迁，公众对城管文明执法有了更多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同样的工作职责，在执行过程中，如何更加人性化、更具可操作性，将文明执法落到实处，是城管面临的一个现实考题。 “摆摊没人撵，纠纷有人管”在本质上是城管的一种角色回归——从管理转向服务，把“运动式执法”变为规则化、常态化运行。

　　古人云，“城，所以盛民也。”让老百姓在城市生活得更加美好，是评价一座城市的根本标准。那些在城市里摆摊的商贩，大都来自进城农民工或者城市下岗职工、就业困难群体，如果生硬、冰冷地剥夺他们的谋生机会，不可避免会引发他们的抵触甚至激烈对抗。尊重和回应他们正当的利益诉求，寻找商贩和城管最大的“价值公约数”，才能从根本上消弭“猫鼠游戏”。

　　从过往的经验来看，遵守规则的美德如果没有遵守规则的利益的支持，这种规则的道德价值是脆弱的，在执行的过程中就可能大打折扣。对于商贩来说，取缔摊位就意味着丢失了一个“饭碗”；对于老百姓来说，取缔摊位就意味着消费需要找不到一个便利的出口。有些时候，商贩和消费者成为利益共同体，以一种隐蔽的低姿态方式来规避城管。

　　法国社会学家福柯认为，惩罚方式的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治理从强硬、直观的震慑模式让柔和、间接的教化模式过渡。根据已有的规章制度对违规或者不达标者采取相应的惩罚举措，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全社会制度化、规范化运行的能力。三亚城管并没有任由商贩“野蛮生长”，而是通过分时段管理、登记造册、划线经营、提升公众监督等方式给商贩戴上“紧箍咒”。

　　解决好“人”的问题，是城市工作的价值指向。让商贩更有“获得感”，离不开社会治理观念的重塑和更新。城管不能一味迷恋“强硬的力量”，却忽视“柔软的力量”。刚柔并济的社会治理创新，既有助于实现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协调，也有助于城市的和谐宜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