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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78年对外开放至今，中国已经走过了38年，并且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对外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目共睹，同时，学界也在反思其带来的问题。《城市化》杂志特邀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经济学院教授顾海兵就这一热点发表观点。

　　顾海兵：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经济学院教授

　　对中国对外开放过度、对内开放不足的判断，源于我对国家经济安全20多年的研究。我们知道，只要有国家存在，就必然存在国家利益，有国家利益就必然存在国家安全。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更多采取封闭的做法，也存在着想开放、人家未必开放的现实。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对外经济交流逐渐发展起来。原来的国家安全指的是国家政治安全、国家军事安全，渐渐地，国家经济安全逐步上升到很重要的位置。在这个大背景下，我观察发现，我们国家存在对外开放过度、对内开放不足。

　　讲到对外开放过度，主要体现在我们对于外资、外企、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这种超国民待遇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国家工商总局对外企设有专门通道；城市招商引资对外企有各种优惠政策；国企等大企业审计基本上被国际四大审计事务所垄断；开放之初，我们采取出口退税促进对外贸易，但到今天，为什么外贸出口还要退税？他们用的是谁的产品呢？同样的产品，国内要收增值税，出口就要退税，而且一年退税规模巨大，以万亿元计算。这意味着，这类外贸企业在中国的土地上基本不纳税。在一些地方，政府还要给这类企业补贴。我国与美国、日本不一样，他们是以所得税这一直接税为主，我们是间接税为主，增值税在我国是大税种。增值税的减少直接对我国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外，不纳税，凭什么给这些企业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

　　我认为，对外贸易应该是有限度的对外贸易，不是外贸企业数量越多越好、规模越大越好。实际上，外贸是一把双刃剑，外贸依存度应该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我持否定态度，因为它与外贸有严格区别。对外直接投资意味着人要出去，钱要出去，这违背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概念。外贸是人不出去，物品出去。不久前，津巴布韦宣布一项政策，要所有的外企放弃50%的股份，只能持有49%的股份。这说明，一旦涉及国家利益，许多对外投资就会打水漂，而且还会受到一些政治方面的影响。同样，进入中国的外资也是这样，不是规模越大越好。并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大国，按照人口、土地、经济等指标进行测算，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巨国。一方面，国内市场很大，巨大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另一方面，我们却在以低廉的价格养全世界。为什么非要搞那么大力度的开放呢？

　　说到对内开放不够，主要体现在诸多的行业不让内资进入。比如广大的第三产业，学校、体育、医院等等，存在种种限制。全世界普遍实行医生独立开办私人诊所，但我们仍然是大医院。广播、电视、电台、报纸新闻行业等，鲜见民营企业。99%的金融机构都是国有，而且这些机构都有行政级别。可以说，100多个第三产业，在对内开放方面做得相当不够，国进民退现象突出。对内开放就是对老百姓开放，近期发生的雷阳事件也反映出，打击的就是一些小店，对做小买卖的就不能网开一面吗？再比如黑车，北京正规的黑车有7万辆，不正规的有20万辆，怎么打？打得尽吗？这些都是对内不开放的表现，还是在延续过去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还有就是，老百姓反映问题总是遇到部门“踢皮球”，原因在于政府没有监督。因此，推动改革必须是政府，只有监督政府才能推动，关键是做好权力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