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网讯 日前,城市化委员会国际交流专业委员会专家顾问、东北亚开发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李继凯表示,要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涵与重大意义就要必须深刻把握“新发展理念”内在关系与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理论逻辑,全面探索“新发展理念”在发展建设过程中的实践运用。
李继凯认为,近年来,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提出,到十八大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我国一直把创新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活力。那么如何理解创新发展呢?创新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或商业模式的创新,首先应该是观念和思维的创新,其次是体制机制的再创新,再者更要注重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式的创新,当然包括自主创新在内的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新经济业态依然是创新的主题和要求。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更存在诸多严重问题与挑战。比如不可持续的问题、结构不合理问题,尤其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问题。因此,在新的发展时期,我国必须从发展理念、发展理论与发展道路的认识上掀起新一轮“思想解放”、新一轮“体制改革”、新一轮“模式创新”。打破原有的思想禁锢(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旧思维、旧模式),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体系,通过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创新设计,形成利于新形势发展的合理制度,激发和释放全社会的活力和动力。同时加快技术、业态、商业模式的创新,才能充分发挥创新对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
李继凯表示,我国在国际范围内还处于发展中国家地位,整体技术水平、工业化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管理水平、文化建设水平等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全球产业分工、产业价值与市场消费结构等方面还处于低端。因此,协调发展首先要注重国内与国际的协调,布局好各个发展要素的资源配置与产业分工及市场价值分配;其次,要注重国内区域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由于我国地域差别大,造成东部沿海与西部地域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地区发展形势与产业布局情况复杂,这既是不利因素,也是潜在的有利条件。统筹起来考虑,这既可实现经济、产业、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梯度式”的转移与带动,也可以实现国内资源供应、生产制造、市场消费的“内部功能分工”,实现内部地区间的“产能转化”与“需求配置”;再次,更应该注重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国城乡间发展存在严重失衡问题,“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发展的焦点问题之一。在当前新的发展阶段,“三农问题”不再是我国经济社会的“沉重包袱”,而是可以引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引擎”,同时也将进入城市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反哺”农村、互动发展的重要阶段,因此实现城乡间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还必须要重视传统经济与新经济、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高技术含量与低技术水平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
李继凯强调,对外开放是我国实现三十年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当前新的形势下,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过三十多年发展,不但国际环境、市场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发展基础、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等也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的对外开放必须要提升水平、提高层次。首先,必须充分认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变化与新需求。我国已经从过去市场供应短缺、基础性产业需求量大、投资资本需求旺盛、技术需求强劲的发展阶段,发展成为市场相对过剩、产业发展水平较高、资本大量聚集的阶段,换一句话说就是从过去的低层次的“虹吸效应”逐步向“外溢效应”过渡,“外溢”的不仅仅是产能和资本,还包括向欠发达国家输送示范技术和人才。在了解这种变化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对对外开放的内涵和内容进行重大调整,同时,要注重开放的方式与形式相应提升,比如,由过去“市场换技术”、“利益换资本”、“价值换品牌”的“低水平开放”向“重构市场结构”、“产业选择资本”、“产业价值再造”转型,开放方式也向建设自由贸易区、国际产业合作区、人才聚集区等“高水平提升”,由过去注重引进来向资本、产业、市场的走出去、走进去、融进去转变,由注重技术、资本向重视人才、项目转变。另外,开放发展也不仅仅指国际方面,国内地区间、行业间、要素间都应该重视开放性发展。
李继凯还表示,新发展理念是一项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与伟大的创新理论,也应该成为指导、带动、应用到具体发展过程中的实证实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既是相对独立存在,又存在内部逻辑关联性。新发展理念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特色发展理论的创新提升,也是对我国发展道路和方式的“升级版”和“创新版”,对进一步加快探索形成“中国式”发展道路有着重大意义。新发展理念也是我国应对当前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与迎接严峻挑战的应对之策,是中国制度优势、政治优势、文化优势等发展优势的重要体现,不仅需要全社会深刻理解其内涵,更要做好理论与工作实践的结合、跟踪与发展阶段的评估评价,从而全面促进我国新发展理念战略性推进,确保我国“十三五”及今后一个阶段发展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