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局不努力，顺丰就替它努力；通讯行业不努力，微信就替它努力；银行不努力，支付宝就替它努力；出租车不努力，滴滴、快的就替它努力；……”互联网已经跳出一个行业范畴，当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到最蔚为壮观的变革热潮中，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互联网+”时代就翩然而至了，“互联网+”就成为一种推动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方法。在《互联网+方法革命》中，德勤全球研发中心主管威廉·D·艾格斯、加拿大行政管理研究所创始人保罗·麦柯米伦所揭示的即是企业、NGO与政府如何在“互联网+”时代联手，如何借助影响力资本、颠覆性科技和规模化市场经验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

　　“互联网+”已经站在“风口”上，“互联网+”这一新兴产业模式是“国家战略”。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这是一个世界潮流，而且这个互联网时代对人类的生活、生产、生产力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进步推动作用。”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明确要推进“互联网+”，促进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现代农业、智慧能源、普惠金融、公共服务、高效物流、电子商务、便捷交通、绿色生态、人工智能等若干能形成新产业模式的重点领域发展目标任务，并确定了相关支持措施。如果用之得当，“互联网+”将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

　　方法革命与“互联网+”的内涵是一致的，既是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也是一种解决社会疑难杂症的新思路。它能够把政府的各种各样的工作流和社会中面向市民各种服务的工作流整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工作流，产生新的“互联网+”的应用——通过对各种数据的监测来指导农产品的科学种植生产，形成农产品可溯源系统，保障食品安全；借助云视频技术，可以预约三甲医院的名医在线问诊，终结在医院看病排队等候时间长、问诊时间短的尴尬现状，等等。在这种趋势下，各行业仿佛加了一双“互联网”的翅膀，在“风口”上顺势而“飞”。

　　“互联网+”是人们获得新认知、创造新价值的源泉；还是改变市场、组织机构，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方法（舍恩伯格）。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参观考察腾讯公司时所指出，“我看到你们做的工作都是很重要的，比如在这样的海量信息中，你们占有了最充分的数据，然后可以做出最客观、精准的分析。这方面对政府提供的建议是很有价值的。”作为一种方法论，“互联网+”与需要革除的旧习针锋相对。繁复的审批，以及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各自为政”，一度是政府证明“存在感”的最好方式。但是，习惯于“我说了算”的政府管理模式越来越“不合时宜”。“互联网+”为政府改革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互联网+”下的方法革命，考验的不仅是政府的胸怀，更指向政府管理各类市场、社会主体的能力和水平。

　　“互联网+”中的“+”不是一种简单的附加，“互联网+”的变革早已超越技术范畴，指向社会治理方式，尤其是要颠覆传统的政府管理服务方式。站在“互联网+”的时代风口上，“要以星星为目标，那样的话，即使掉下来，你还能落到树梢上”（法齐娅·库菲）。在“互联网+”的新常态下，经济要继续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目标，还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动力就只能是靠创新，就只能进行“方法革命”。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方法经济”是打破陈旧商业模式、服务和思维的金钥匙。在《互联网+方法革命》中，艾格斯和麦柯米伦列举了几十个来自全球的案例，生动描述了方法经济带来的颠覆性方法革命是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的。

　　一个时代已经过去，新的“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互联网+”，实际上不仅仅指知识社会“创新2.0”背景下互联网的形态演进，更深蕴着推动中国实体经济朝着更加智能、更为创新方向发展的内在逻辑。正因此，“互联网+”下的方法革命对于企业、对于政府互联网化的转型尤其重要，正如《三体》中所说：无知和弱小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轻视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