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章林：中国以老养老银族创新工程课题组副组长、中国正信集团监事会主席

　　近来，中央一些文件特别强调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说，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差别将逐步缩小，户口迁移将随着人们生活或工作的需要减少控制。这不由勾起我的许多回忆。

　　50年代：户口从市区迁到乡镇

　　我生于1954年。在那个年代，对户口的迁移管理并不十分严格，我的一些同学和亲友的家庭，就是在那个年代或由农村进入城市，或由城市进入农村，“迁徒自由” 写在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中并作为公民的一种权利。很幸运，我就是那个年代出生在广西桂林市。

　　当年，桂林市还是桂林地区行政公署的驻地，我父亲是行署机关的一名干部，他一个人的工资就足以养活全家7口人。照今天的话来讲，我母亲当年是“全职太太” 。不过，当我记事的时候，母亲己经离开市区，到24公里外的雁山公社水泥厂当车间主任，父亲也因为历史和现行问题被下放到雁山以南10来公里的六塘中学当总务主任。半年后，他被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送到柳州新兴农场劳改。桂林城中只留下了我尚在读中学的兄长，我和两个姐姐随着继奶回到了老家良丰街，户口也由市区迁到了乡镇。虽然不是农业户口，仍属城镇户口范畴，但处于郊区的城镇户口要想再迁回桂林市区，确非易事。

　　良丰，距桂林市区22公里，如今桂林的许多大学都搬到了良丰，这里还是雁山区政府驻地，十分繁华。但在1958年，良丰还十分偏远和贫穷。记得当地每家都集中到“公共食堂” 吃饭，我随继奶要绕过一座铁桥到对河的食堂打饭，返回途中要在铁桥头歇下来，每次我都会掀开菜篮说：“奶，我今天是偷点你的饭吃还是偷点我的饭吃？”继奶总是笑呵呵地说：“孙子啊！随你偷！”后来，食堂合并到了雁山街，就由我随大姐每天两次到两公里外的雁山街食堂打饭回良丰，返回途中，我大姐也会让我“偷” 点饭莱吃。不久，继奶病逝，我和两个姐姐随母亲住进了雁山水泥厂的茅草房。再后来，水泥厂撤消，母亲就以雁山为中心，在公社食堂当炊事员，到良丰农场一队当农工，到公社蔬菜队当农民，到雁山基建队做建筑工……在那个年代，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饥饿，我家可以将我在公社幼儿园分到的两根猪骨头熬到不剩一点骨渣！二是搬家，一年搬几次家已是常态！

　　那时，我感到城市离家十分遥远，能生存下来是第一重要的事。

　　60年代：户口从城镇迁到学生集体户口

　　我对户口的最初印象是在1963年春节后的一个晚上，刚度过饥饿之后的雁山街在街委会重新登记户口，我那时正读小学一年级，碰巧凑上这份热闹，也碰巧见我二伯父在对登记的民警说，“我家老四的小仔就写丁小狗得了！”我父亲排行第四，他有三个兄长，四兄弟在解放前生的五个儿子按“仁义礼智信” 排列取名，我胞兄排行第五就叫丁章信。只有我这个男孩是生在解放后，不再搞排序，父母因我生在桂林给我取名“丁章林” 。二伯父不知道，信口给我取了“丁小狗” ！我一听急了，但不敢与二伯父辩驳，忙跑回家带着哭音跟母亲说！母亲也急了，跟着我跑到街委会，笑着对二伯父说：“二哥，老四的小仔叫丁章林！读书就用的这个名字！”二伯父有点为难，“我都报给警察写上了！”这位警察很好讲话，“就按读书的名字重新登记！叫丁小狗也太难听了！”在众人的笑声中，警察翻出我家户口登记底册，划去“丁小狗” ，写上了“丁章林” ，还在上面盖上了一个小方红印，以示更改合法。但我悬挂的心，直到领到新户口本，见上面真写着“丁章林” 时，才落地！

　　待我真正长大时，才懂得这次户口重新登记的重要意义：不仅关系着我是否有一个能叫出口的姓名，而且还关系到我全家的生存——我家是被划为“非农业户口” ，而生活在雁山公社的绝大部份人都是“农业户口” 。我家为什么能得到“非农业户口” ，也许与我母亲当年在公司食堂当炊事员有关。虽然我家户口是核定居住在远离桂林市区的雁山公社雁山街，但仍像城市人口一样，每月都有定量的粮油供应，享受城镇人口待遇。这在当年，至关重要。

　　我真正对出生地桂林市有印像是在1964年。那时，被劳改6年的父亲刚回到雁山街上，与母亲都在桂林市建筑工地做临时工，我兄长领着我到父母工地住了几天，带我看了电影，在市少年宫愉快地玩了半天。此后，我到桂林的次数就多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1965年的农忙假，因为掏不出5角5分的公共汽车票钱，我们兄弟俩步行24公里到母亲所在的工地。为抄近路，我们壮着胆子走过横跨小河的水渠，水渠面宽不到20公分，长有十几米，万一失足就会掉到距渠高7米多的小河，结果可想而知！至今回想起来，我还心生寒意！

　　1966年初夏，文革开始了。也在那一年，母亲将我从雁山小学转到了距离父母工地不远的桂林市区大庆路小学（如今恢复原名观音阁小学了）。遗憾的是，小学期间就没正经上过几天课，1967年毕业的时候连班上的同学都认不全。直到1968年的冬天才按区域划片把我分配到桂林五中读初中。这是一个动荡并禁锢的年代，我的家庭一下子被划分成了五块——根据“我们也有两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的口号，雁山街的城镇居民全部要下乡当农民，由于父亲戴着右派兼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只好回到祖籍湖南乡下当农民，躲过批斗的进一步升级，因我有一个堂侄在祖籍当大队书记；母亲和胞兄到离雁山4公里的大埠公社当农民；大姐因是技校生，幸运地分到桂林市区工厂当学徒工；小姐初中毕业下到临桂县当知青（农民）；雁山街户口本上剩下的我，被迁到了五中的学生集体户口本上。

　　桂林五中有近千名学生，住校生不到30人，我是其中之一。待到周六学校放假，20多人的男生宿舍里就剩下我一个人。家中惟一有工资收入的大姐用每月仅有的20来元，肩负着她和我的生活费。常环绕在我头脑中的是如何解决吃饭问题，实在没心情读书上课。好在那个年代也不认真教学，而且学农学工学军的日子还特别多，动不动就打起背包出发。熬过一年多初中毕业，由于不满16岁，我没被安排上山下乡当农民，而是直升高中。我赖在母亲和胞兄插队的农村不进城，天天钓鱼摸虾，既能改善生活，又充满乐趣。但母亲不放任我自流，找到五中讲情，班主任很好，给了我最高助学金每月6元。这样，我又回到了校园，仅领了一个学期的助学金，就因为自尊受到伤害，主动申请取消了。

　　当时政策略有宽松，母亲和胞兄带了一些农民进城搞建筑，手头总算有了一点现金，生活稍有了一些改善。我经常找出种种理由请“霸王假” ，在他们的工地上打些短工，挣点零花钱。由于学习成绩不错，加上学校管理也不严，高中顺利毕业。至今想来，我的全日制就读加起来也就7年。

　　70年代：从黑人黑户到两个户口

　　高中毕业也没逃过上山下乡当农民的命运，我被分在良丰农场当农工，但我没有服从分配，跑到母亲和胞兄当农民的生产队去当知青了。也因此，学校将我的粮油关系迁出悬挂有6年之久，并卡住我的户口长达4年，当年知青下乡的一应补助我也都没有。但我当时顾不得在乎这些，已经到最底层当农民了，户口对我有何用？！当年，只要有生产大队证明就能外出务工，而我在生产队如鱼得水，干了不到一年的农活就让我带着青年农民进城搞建筑副业。由于我有搞建筑当泥工的底子，第一次当头带农民承包工程，就自报4级泥工并顺利过关，领到了每天2.13元的工钱（如要得到口粮和工分，每月要交给生产队30元）。

　　由此以往将近三年，我跑遍了桂林周边的城乡村寨，泥工木工油漆工样样拿手，在插队的大埠公社小有名气！1975年，农业学大寨要搞农业机械化，公社把我安排在公社农械厂搞农机研制，每月发我33元工资，这是我第一次领到固定工资，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对农机一窍不通，只好开了农械厂介绍信到桂林图书馆办阅览证自学。没想到农械厂是公社的，级别太低不给办。我找到大姐叫她在她的国营工厂开一张证明，就这样，我用大姐丁章华的姓名，附上我的照片办了一张阅览证。泡在图书馆一个多月，我自学了农机知识并结合实际绘制了全套图纸，提出要搞全市第一台用手扶拖拉机做动力的动力脱粒机。这一建议不仅得以通过，后来还真让我成功制造了出来，轰动一时。借此，我还学会了车、刨、磨、铣、钻等机床的使用，技多不压身啊！

　　此时，父母和胞兄得到将户口重新迁回雁山当城镇居民的政策落实并回到基建队搞建筑。我想，我已在农械厂工作，就到学校申请将户口迁回雁山街，以便将悬挂多年的粮油关系落上。桂林五中很痛快地给我开了户口迁移证，但这次碰上的警察没我当年改名时的警察好说话，要我补办的手续很多，忙了近一年也没能在雁山街落户，没户口自然落不上粮油关系。在那个年代，没有粮票油票，光凭钱是买不到米和油的。此时，我真成了黑人黑户。

　　城市与户口，都不属于我了！

　　人的命运往往在瞬间得以改变。这句话，也许很多人不信，但我信！我这人自小就兴趣广泛，其中，写作和无线电爱好始终伴随着我的成长，并多次改变我的命运！一次偶然的机会，因为共同的无线电爱好（其实也就是业余安装收音机），我认识了雁山派出所一个姓秦的警察，当他得知我的户口没能落户时，很随意地说可以给我办好。不到5天，他真办好了。事隔多年，我总算是有了户口，但粮油关系还是没能在粮所落上，因我的粮油迁移证是1972年开的，超过一年就过期了，得重新补开。这是在1976年，一个改变中国的年代。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还爆发了举世闻名的唐山大地震，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这都是全党全国全军全民要参与的大事，这些大事往往湮灭了个人的小事。

　　虽然粮油关系没落上，我个人的命运却发生了变化。由于桂林市城区一位领导看中我的写作能力（自1975年起，我开始业余写作电影剧本并给电影厂投稿），将我安排到桂林市红星城区公社政工组当政宣干事（如今的桂林市秀峰区政府）。总算可以把户口迁进城了，我高兴地找到秦警察，他立刻给我开出了户口迁移证，还告诉我粮油关系干脆回到桂林市再补办。就这样，我在1977年6月有了桂林市区户口并开始当政宣干事。没到3个月，就出大事了！当年做政工干事要进行严格的外调政审，坐在我办公桌对面的政工组组长是参加外调政审人员之一。他说，我的问题不仅父亲是右派兼历史反革命（我父亲1979年春得到平反、恢复工作并作为老干部离休），主要问题在于我有两个户口。原来好心的秦警察忘了注销我在雁山街的户口底册，而我在桂林市又有了新的户口，从无户口到有了两个户口，这是人生难得的奇遇，也因此，秦警察受到了批评，我的转干泡汤，虽然还从事政宣工作，只让我成为集体职工，属于以工代干！

　　受此冲击最大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试，整个秀峰区只有10人上线，我是其中之一。其他9人都上了大学，惟我例外！后来上线的人太少，又补给秀峰区十几个上线名额，他们都去上大学了，我还是无缘（我后来是读“五大” 得到大学文凭的）。当我办好1978年第二次高考证时，一位参加高考政审的青年同事再次提及我父亲问题以及我两个户口的问题，他说，你考得再好也难通过政审上大学！我气得没参加第二次高考，约上两个同事，打报告离开机关，创办了桂林市第一家无线电服务部。直到1982年，我已在桂林地区文化局当创作员（俗称专业作家。我于1980年底因自由投稿连发3篇小说和1部电影剧本被桂林地区行署1981年破格使用仅有的两个国家指标招收到文化局工作）。当时有个文件说，1977年恢复高考首届成绩上线但未能进入大学的考生可上调一级工资，文化局一位副局长带我到市教育局查我当年高考成绩，发现我当年的平均成绩是64.5分！这个成绩连教育局管档案的干部都惊异，“当年平均考50分的都可以上大学。你怎么回事？！”我只能是苦笑，“漏销了一个户口！”这话能让人信吗？！后来，我才得知，户口问题的最终责任并不在我，真正原因是派性！要我到城区工作的领导与管我政审的领导是不同派别，我只是个牺牲品！好在户口之祸并没有阻挡我的成长，我不仅重新寻找到出路，事后还得到多加一级工资的补偿。也就是自1977年6月开始，我有了理应属于我的城市户口，随着工作的需要，在不同的城市自由迁移。

　　我受累于户口也得益于户口！户口曾使我远离城市在乡村受到磨难，但最终得益最多的还是我自己，不仅促进了我的成长与进步，还让我成为了桂林五中毕业生中的第一个博士和第一个教授！

　　呵呵……我的户口我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