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抚养费最终抚养的是公共利益，而不能是部门利益甚至个人私利。必须加强对政府收支行为的制度性约束，并通过严格的程序监督实现阳光操作。

    每年征收额高达数百亿元的社会抚养费到底去哪儿了？近日，有内部人士向媒体爆料江西省某乡镇的社会抚养费支出明细，2013年该乡镇征收社会抚养费107.10万元，其中10%上缴县计生委，剩下的96.39万元全部由计生部门支出，支出项目包括劳务费、津贴奖金、招待费等，甚至用来为计生干部缴纳社会保险费用。

    虽然爆料的个案细节有待进一步查证，但近年来民众对社会抚养费的用途一直存在疑问，却是不争的事实。社会抚养费究竟抚养了谁，拷问着这项收费的正当性。

    无论是补偿性征收还是处罚性征收，社会抚养费作为国家一项行政性收费项目，必须纳入法律制度的严格规范，以防止出现“执法经济”以及行政腐败。为此，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应当全部上缴国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贪污、私分。

    但是，如果缺乏完善的程序规制和公开透明的监督约束，立法上的“收支两条线”在实践中便极容易被突破。以往，公安机关的罚没就是如此，社会抚养费同样存在这种风险。一个例证是，2013年9月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全国9省45个县社会抚养费审计报告显示，2009年到2012年45个县向征收单位和计生部门违规拨付社会抚养费总额达16.27亿，占总征收额的60%，另外还有三亿多元未按规定上缴国库，部分县向乡镇返还的比例甚至高达90%。现实生活中，基层政府部门一些不好走的账便从中支出，社会抚养费甚至成为“唐僧肉”，其支出用途完全背离了立法目的。

    从法理上看，社会抚养费是由于计划外生育带来政府超额投入、消耗社会资源、挤占其他社会公共福利，而由计划外生育人承担的一种经济补偿。为此，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就应当秉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将之用于社会资源的补偿和国家人口调控上，而不能私自截留用于计生部门自身的福利待遇。要知道，社会抚养费最终抚养的是公共利益，而不能是部门利益甚至个人私利。

    其实，无论是社会抚养费还是停车费等收费，支出用途屡屡出现“糊涂账”，暴露出我国在行政收费方面的立法缺失。一方面，收费的标准混乱不一，地方政府部门自由裁量权过大；另一方面，收上来的钱如何向社会公布、如何使用、整个过程如何监督等，都存在立法缺项。例如，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给地方预留了大量的自由裁量权，尤其是社会抚养费的支出上，缺乏健全的程序规范和监督机制，容易为集体性“权力寻租”提供契机，成为制度性腐败的温床。因此，要杜绝社会抚养费收支上的违规和腐败，必须加强对政府收支行为的制度性约束，并通过严格的程序监督实现阳光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