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这块地寸草不生，如今可以种桑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大安乡农民覃海芳，指着曾被重金属污染过的土壤说。

　　２００１年６月，环江县遭受特大暴雨袭击，山洪冲垮了大环江上游选矿企业的尾矿库，导致大环江沿岸上万亩耕地受到砷、铅、锌和镉等重金属污染。

　　那场洪水过后，大环江沿岸到处都是硬邦邦的土地，种不出庄稼。当地政府组织村民往受淹的地里撒石灰，但收效甚微。

　　２００５年，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环境修复中心的专家来到环江，开始帮助当地修复土壤。针对当地土壤的情况，专家研发并应用了植物萃取、超富集植物与经济植物间作、植物阻隔和重金属钝化等修复技术。经过十年探索，土壤修复工程顺利通过验收，１２８０亩污染农田得以修复，涉及３个乡镇７个行政村１６个自然屯。

“土壤污染防治再难也要做，因为这是人民的需要、民生的需要”。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袁驷的一席话掷地有声。

　　全国两会上，“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被列为中国“十三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大气”“水”“土”——袁驷将其称为治理污染的“三个战场”。相对于“雾霾天”“水污染”看得见，“看不见”的土壤污染更容易被人忽视，但它释放的过程漫长，危害性更大。

　　中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１６．１％——这是２０１４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中的数据。土壤污染防治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项难题，如今，这场战役正在中国打响。

　　土壤污染走进公众视线始于２０１３年被曝光的湖南省大米镉超标事件，这个省也是中国土壤污染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

　　２０１４年４月，中国启动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综合治理，湖南省长株潭（长沙、株洲、湘潭）地区的１７０万亩重金属污染耕地成为首批修复试点。

　　湖南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柏连阳介绍，目前湖南省已初步构建了土壤镉污染防控技术体系，研发出了降低稻田镉污染的复混肥和稳定剂等１０多个品种，并组装集成了相关的配套技术。

　　农民是农田土壤修复工作的实施主体。在湘潭县河口镇双丰村，种粮大户曾建伍从去年早稻开始就采用了与往年不同的耕种方法。在专家和当地农技人员的指导下，他开始对自己２００多亩稻田搭配施用阻控剂、有机肥和绿肥。“尽管人工成本一年增加了好几千元，但水稻的含镉率降低了３０％以上。”曾建伍说。

　　贵州省铜仁市万山矿区素有“中国汞都”之称，曾是中国最大的汞工业生产基地。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随着汞矿大规模开采，汞污染开始显现。仅１９５０至１９９５年，万山汞矿累计排放炼汞炉渣和尾矿废渣达１２１０万吨。

　　２００２年，贵州汞矿因亏损实施政策性关闭。虽然汞矿不再开采了，但留下来的汞污染却一直潜藏在土壤中，加强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显得格外紧迫。

　　记者在万山区土坪村十八坑尾矿库治理点看到，陡峭的山腰间，１０多个汞矿洞幽深曲折，不见底端。“过去这里堆放了超过２０万立方米的汞废渣，有２０多米高。一下雨这些汞废渣就顺着水流进入周边土壤和河流，造成环境污染。”万山区环保局局长程小勇说。如今，曾堆弃于山谷之间小山般高的汞矿废渣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近20亩的平坦林（草）地。

　　作为国家典型区域土壤污染综合项目治理点和享受国家政策扶持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十二五”期间，万山就累计投入３亿多元治理单尾矿库，并完成１０余家汞化工、汞回收企业的汞废气和含汞废水的污染治理项目。

　　“我们正在多方筹措资金尽快修复这些百年伤痛。”万山区副区长杨德胜说，下一步，万山将继续通过国家项目帮扶和“引资借力”等方式，开展汞资源循环利用在内的综合治理项目，全方位推进汞污染治理工作。

　　在治理受污染土壤的同时，中国也正在探索从立法的层面解决这一问题，以法律的效力防患于未然。在“大气十条”“水十条”之外，中国环保部即将出台实施“土十条”，从源头上保证土壤安全。

　　袁驷透露，全国人大环资委已委托环保部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建议稿。“初步拟订在今年年内环资委内部进行两次初审，２０１７年提交给常委会，纳入到常委会的立法计划，完成提请和审议的任务。”袁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