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上海会议期间的一番表态如巨石投湖，激起强烈反响。

　　周小川在记者会上表示，从宏观层面看，中国若想控制杠杆率，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从总量上来讲，个人消费贷款的杠杆率不太高。”

　　这被视为周小川对于央行给楼市“放水”的直接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综合多方数据发现，尽管“去杠杆”已被作为今年五大任务之一，但个人消费领域加杠杆仍是一个合理选择。

　　有分析指出，个人住房市场加杠杆不仅可对房地产行业起到逆向调节作用，还能促使相关行业去产能更有效落地。

　　政府部门杠杆率已不低

　　今年2月，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警示称，我国出现两个现象：第一是投资回报递减；第二是杠杆率不断提高。

　　其实，吴敬琏提到的两个现象之间也有紧密的相关性，而连通二者的便是企业部门负债。

　　国泰君安的一份报告指出，截至2015年末，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总额为105.6万亿元，占GDP比重为156.1%。

　　国泰君安首席宏观分析师任泽平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出现了大幅上升，2008~2015年期间猛增了58.1%，即使不考虑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杠杆率也上涨了45.4%。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实体经济的杠杆率处于中游水平，但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是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这反映了中国目前产能过剩的严重程度和供给侧改革的迫切性。

　　早在2014年，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就曾提到过中国陷入企业债务陷阱的风险。他表示，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杠杆率上升到一定程度，利率自然上升，会出现债务陷阱，企业债务风险日渐积聚，降低投资，压低经济潜在增长率，危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此外，政府部门杠杆率同样空间有限。前述国泰君安报告指出，截至2015年末，政府部门债务已达38.2万亿元，占GDP比重56.5%。

　　根据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标准，公共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

　　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部门人士告诉记者，中国的政府负债已接近欧盟标准，而欧盟很多国家实际运作中的债务和赤字也会超出这两个数值。对于中国而言，无需死守这一标准，但也应看到，政府部门负债必须要有把控，不能无度扩张。按照我国财政体系，中央政府难以完全摆脱为地方债兜底的角色，同时还应考虑国有银行的坏账和社保基金缺口等政府隐性债务。所以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已不低，要高度重视这一领域风险。

　　个人住房加杠杆“救场”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曾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长期跟踪“国家账本”。李扬分析称，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经济广泛金融化的情况下，去杠杆将是一个极为缓慢、曲折波动的过程。而降杠杆的唯一出路是在控制债务增长速度的同时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核心问题在于，去杠杆和保持适当增长速度存在矛盾。在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未得到扭转的背景下，保持适当增长速度会成为政府的首选。

　　联系到周小川的表态，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大任务，一张以居民住房加杠杆稳增长，继而降低企业部门杠杆的路线图就较为清晰可见了。

　　2月2日，央行、银监会对于不实施限购城市的购房首付比例进行调整。

　　周小川表示，从中国的情况看，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总贷款中的比重还是相对偏低的，有很多国家个人贷款，特别是住房贷款可能占总贷款的40%~ 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比例较低。

　　住房贷款是居民个人杠杆的最大砝码。任泽平表示，由于居民不能发行个人债券，所以居民部门的债务全部是贷款。截至2015年末，居民部门负债27.0万亿元。其中，消费性贷款19.0万亿元，经营性贷款8.0万亿元，占2015年GDP比重为39.9%。这一比例明显低于企业和政府部门负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居民家庭杠杆率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8.25%的平均水平。

　　“这也是‘围魏救赵’之策。”前述不愿具名政府部门人士指出，楼市库存量大，若能从居民消费杠杆端拉动，可以加快房地产销售，抬升行业投资意愿，达到逆向调节效果。按照行业分析，水泥、钢铁等与房地产相关度高的行业也恰是高杠杆、高债务部分，楼市库存的有效消化也能使得去产能政策更有效地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