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干媒婆的人想象不到女孩稀缺到什么程度”，豫东韩朱岗村媒人邓孟兴说，一个女孩过年期间一天见十几个男孩并不新鲜。媒体报道指出，20多年来，市场经济发育，城市化进程推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所有的这些因素交织影响着中国的性别失衡问题。作为一个曾高度城乡二元化的国家，其“婚姻挤压”更多地挤向了边远、贫困地区，数千万“剩男”的婚恋难题正引发更严峻的社会问题。学者警告说：“更严重的危机还没真正到来。”

    在春节期间甚嚣于媒体之上的返乡记录中，中国性别失衡引发的农村剩男问题，无疑是最难解的问题之一。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我国2015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1。而在过去，这个比例曾一度高于120，是世界上最悬殊的出生性别比例之一。据人口学者推算，这30年间出生的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

    “婚姻挤压”并不是公平地分散于社会各阶层之中，它只在更边远、更贫困的地区愈演愈烈。面对“婚姻挤压”的现状，我们或许可以去反思导致这样一种现状的历史原因，譬如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城市化和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复合影响等。但是对于那已经出现的、多达数千万、面容模糊而又十分精壮的农村单身人口而言，反思已无意义，他们已是回避不了的现实。

    “婚姻挤压”是得到了正视的危机吗？既便到了今天，“婚姻挤压”的显性效果已现，学者们忧心忡忡，可是谁也不知道它还将带来怎样的破坏性。并不是说长期单身者必然造成犯罪与暴力，但作为一个事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莉娜·埃德伦德开展的一项研究曾指出，在1988-2004年，中国的性别比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暴力犯罪和盗窃罪的比率会上升6到7个百分点。而与此同时，也没有人真正知道当婚姻得不到保证之时，我们将如何应对。

   性别失衡以及农村剩男尽管成为了一个多年来一直被舆论关注、为学界所焦虑的现实，但在政府治理以及社会参与层面，却又一直是作为一个未曾真正得到应对并重视的一个问题。
在公共政策以及政府决策方面，对于这一问题的呼应与行动，也是比较少的。与此同时，尽管“重男轻女”这种纯属民间的生育观念同样对性别失衡“功不可没”，但政府在消减这种观念或引导正确的人口观方面，效果并不明显。比如传统“养儿防老”思维，正是因为人们无法从政府那里得到保障与信心，所以这种思维方式才会继续大行其道。除此之外，当然也包括一直没打破的城乡二元以及农村脱贫的问题等。

    性别失衡是不是隐藏于中国改革历史中的另一条线索？我们不可能只是单纯地享受改革的红利，而时间也并不会自动地解决一切，所有交给未来的难题终究会让全社会承担其后果。面对数千万遭受“婚姻挤压”的农村剩男危机，我们真的准备在应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