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就是创造——一个县域改革发展的全息样本》首发暨县域发展研讨会在京召开

指 导：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国土资源部科技专家咨询委员会

主 办：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承 办：《城市化》杂志、城市化网

支 持：中国城市出版社

时 间：2016年1月23日

地 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研讨会合影

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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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李津逵，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主任研究员

    主持人：非常荣幸主持今天这场难得的会议，长沙县改革发展典型案例集《改革就是创造——一个县域改革发展的全息样本》在中国城市出版社欧阳东主编他们的努力之下，终于出版了。这本书是由长沙县干部群众集思广益，把过去十年间全县改革创造的案例做了筛选后，由综合开发研究院和中国国际城市化战略研究委员会共同组成的案例组经过半年时间的调研、整理、总结、汇编后的成果。所以，这本书应该说是长沙县作为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创新18个典型地区之一，中国中部第一县，县域改革发展的案例汇编，是渗透着全县干部群众十年来努力的结晶。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得到了很多老领导的支持。首先感谢中国市长协会原专职副会长兼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市长》（中国市长协会会刊）主编陶斯亮大姐，谢谢您的支持。今天到会的还有：

    赵晖：住建部总经济师、博士
    李秉仁：住建部原总经济师、住建部科技委常务副主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研究员，城市化委员会乡村建设专委会主任
    欧阳东：中国城市出版社总编辑
    郭万达：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开放导报》杂志社社长
    王英杰：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城市化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
    明亮：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城市化研究所项目研究员、法学硕士
    张希敏：中国新闻社主任编辑
    袁于飞：光明日报记者
    蔡义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秘书长、城市化杂志社长、副编审
    顾  晴：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城市化杂志主编、城市化网总裁
    刘  洋：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城市化杂志副社长

    今天也来了很多长沙县的同志听我们专家的意见，我们热烈欢迎长沙的领导和嘉宾，他们是：

    杨懿文：长沙县委书记、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
    吴新伟：长沙县委副书记
    王国良：长沙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
    吴京生：长沙县科学发展顾问、县星城投公司负责人
    吴  昊：长沙县委办常务副主任、县委改革办常务副主任
    王海燕（女）：长沙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曹  雄：长沙县发改局局长
    张铁云：长沙县生态办主任
    张先坤：长沙县委政研室主任
    罗轶慧（女）：长沙县委改革办副主任
    刘  兵：湖南卫视北京站
    彭  威：湖南卫视北京站
    欧阳倩（女）：湖南日报
    胡益虎：长沙晚报 
    龙  波：新闻频道 
    熊  毅：星沙时报记者
    刘  然：长沙晚报县电视台记者

    欢迎大家。整个工作中间，其实做了最辛苦工作的就是城市化委员会的秘书处，这个秘书处在以往的十年中间，也以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的方式发布了很多中国城市化过程中间的经典案例，其中就包括长沙县的两个案例和一名优秀农民工评选。城市化委员会的秘书长是蔡义鸿先生，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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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朋友们，今天大家欢聚一堂，其实是面向“十三五”，面向新常态，我们在看中国的县域如何发展，我们首先请欣然接受为本书做序的陶斯亮大姐讲讲。热烈欢迎。

陶斯亮：中国市长协会原专职副会长兼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市长》（中国市长协会会刊）主编

    陶斯亮：首先我要祝贺这本书在非常适当的时候出来，它的指导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我想谈一下我的感想。这是我们湖南人做的一件非常值得向全国推荐的事情，我为杨书记，为长沙县创造出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经验表示祝贺，为家乡人感到自豪。这是其一。

    第二个，我觉得这本书的诞生，可能只是很多书中的一本而已，但对我来讲，我有很多的感想。今天看到了大家，让我知道，我们中国有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是扎扎实实地在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而且为中央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使我们中国真的能够在健康的舆论环境中得以往前走。

    我非常欣赏易中天讲的八个字，“坚守底线，不唱高调”，我觉得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你们在座的各位，都属于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地在普罗大众中，与他们同甘共苦，了解他们的各种需求，紧紧的守住自己的底线，而且绝对不唱高调的人。你们拿出来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事例，是一个一个成功的例子。这种做法，就是不唱高调的结晶。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能像在座的你们这样，才是我们老百姓需要的知识分子，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需要的知识分子。

    我还有一个感想，这次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可谓千呼万唤使出来。改革开放30多年，是我们的城市大发展的几十年，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这样的城市发展历史，城市发展速度也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而且各种理论、实验、城市化道路都走过。这次习总书记在会议上讲的几句话，我听了特别有感触，第一点，他提出要尊重城市的发展规律，因为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而且必须要认识、顺应、尊重城市的发展规律。我觉得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发展，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从城市发展的常识上来讲，它肯定是有规律可循的，有一点知识的人都知道，城市不是人为造出来的，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是自然生成出来的，不可能生生的造就一座城市。所以我们在以往的30多年里，做了很多不讲规律的事。

    原来我们提到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城市规划是排头兵，城市的规划问题解决后，现在在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上，要把管理放在前面，建设要适当的抑制一下。实际上到下面的三四线城市，建设的冲动还很大，还没有把城市的管理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当然，也有一些城市非常不错，像浙江杭州，已经提出了城市要“九分管理，一分建设”，但我们的很多城市还处在建设过程中，虽然在建设过程中也一定要注意规律，但在这方面沉痛的教训也有很多，往往是花了很多钱，结果还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幸福，反而把城市破坏了。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这次讲到，城市发展必须要尊重规律，这也是第一次从中央层面说到要尊重城市的发展规律。以前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时，我特别担心地方搞“大跃进”，一拥而上。我到一些小城市看到大片的房子都是空置的，我带美国人去做慈善活动时，他们曾经问过我，你们盖这么多的房子干什么？我说是给农民住的，农民准备进城了，其实我自己都怀疑那些房子怎么办，大批量的农民进城后，产业在哪？在河南的某个市曾经看到过大片这样的房子，我去问过市长，建这么多的房子干什么，他说卖啊，卖给谁，他说卖给农民，我问这些是商品房还是经济适用房，他答是商品房。我不禁要想，给农民盖商品房，农民住的起吗？其实这也说明，由于认识水平等方面的原因，有些地方政府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另外，地方的官员换得太快，每个书记都是初来乍到，我在政协会议上曾提过很多次议案谈市长换的太快的问题。所以，我特别佩服杨懿文书记在这个位置上能干这么久，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干出了这样的成绩。

    我觉得长沙县的发展理念非常好，并没有在哪一个方面单兵突进，而是环境、社会、经济全方位的推进。山也美、水也美、人也有乡愁，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很高。老百姓的幸福指数高不高，是对市长和书记工作成绩的衡量标准，百姓幸福就是对你的最高褒奖。为什么长沙县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发展得这么好，和你们始终是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去思考的发展思路有很大关系。如果市长和书记总是把自己的政绩，把自己的升官作为考虑因素，那肯定是有问题的。但长沙县的发展思路是以人的需求，以人的愿望，人的规律出发来做的，对县委县政府来说，这就是把事业放在了官职之上，是很干净，很纯洁，没有私心的，所以你们才会做得这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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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谢谢陶斯亮大姐。下面我们请赵晖先生发言。

赵晖：住建部总经济师、博士

    赵晖：我对县域改革的课题很感兴趣，县域经济目前对我们国家来讲也是关乎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习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也曾经提到过，总的思想应该是协调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思想。在这次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他也专门讲到了应遵守城市的发展规律，实际上是不希望大家再大搞建设，这个话在两年前的城市工作会议上也曾经讲到过，这一次又再次做了强调，后来的几次讲话中他同时也提到了城市发展要有历史耐心。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有很多种，但以县域为中心的发展其实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国家发展的。

    首先是有利于农民的就业，中国目前有2.6亿农民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难以与家人团聚，并因此造成了例如农村留守儿童等等社会问题，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的产业布局和城市发展格局不均衡，从而造成了这些人跨区域流动。如果我们的县域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就能大大的缓解这些社会问题。这是第一点。

    现在农民工向中西部回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与人口跟随产业发展进行转移有很大关系，同时也是伴随着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条件逐步完善而显现出来的趋势，现在中西部地区正处于自我创造能力综合性提升的阶段，农民工回到中西部就会有工作。这也是一个大趋势。

    第二个趋势是人口向县域回流。我们国家的城镇化现在往县域方向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人口向县城集中的趋势也比较明显，与城市人口集中的程度相对比，县域中聚集人口的速度更快，这是一个新的趋势。这涉及到我们国家人口资源的均衡分布问题，也是国家发展的客观事实和规律。在这个时候提出县域改革，确实很有意义，对上，它符合我们的战略思想，对下，它符合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趋势，也符合我们的五大发展理念。

    县域发展有其必然性和客观条件，最近我去了湖北、陕西、浙江的很多小城镇调研，中央也在推进特色小城镇的建设，在调研过程中我意识到，县域也好、小城镇也好，其发展确实有几个必然的条件：第一点是广大的县域或者小城镇地区分布着一些不可移动的发展资源。例如拿酿酒来说，我去浙江的黄酒小镇、陕西的西凤小镇，这些酿酒厂家从这里搬走后就生产不了这个酒；再比如说风景区发展旅游小镇兼顾休闲、养老，这个景观和空气是不可移动的；有一些地方则拥有非常传统的历史文化，通过挖掘中国历史文化特色发展了旅游小镇等等。这些不可移动的生产资源是有优势的，当我们按过去集中式的模式进行发展时，这些资源就被掩盖了，现在当我们要着重进行均衡发展时，在关注城市、县城、甚至一些小城镇时，也可以给他们一定的土地指标，给他们一定的定位，那么他们会马上发展起来。

    第二点是现在国家进行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确实给很多的县域、小城镇带来了特别大的机会，高速公路、高铁、大桥建成了，一下就把整个区域带动起来了，无论是发展工业还是住宅小区都有了可能。

    第三点是现在城市里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城市病”、城市拥堵，其实都是县域和小城镇发展的一个重大机会。很多小镇大多距城市只有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但这半个小时就因为隔了一条河或一座山，这边是农村那边就是城市，但农村的空气质量非常好令很多城市人向往。例如，我到过的某省份的一个密度非常大的城市，它的河对面是一个农村，后来两者联合起来发展，建设了一座大桥，这个农村马上就吸引了碧桂园的目光，碧桂园认为这里被开发后一定会吸引很多人，确实这个村庄在一两年内就集中了大量的白领，因为城市的空气让人无法忍受。这是一种做法，也是一个新的趋势。

    现在，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追求已不仅仅止于居住方面，对工作环境也有同样的追求。例如，浙江星岛的基金小镇，过去那里曾是钱塘江边最脏乱差的一片区域，现在却非常受人们欢迎，已成为杭州非常时尚的旅游景点。这里距离八卦田古城遗址和钱塘江非常近，以前虽然现状很差，但自然环境很好，基于这些资源，这里没有被开发成高楼林立的区域而是被打造成了密度比较低的园林式办公区，在杭州，这样的办公环境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吸引了很多基金公司进驻。这说明一个问题，环境的价值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会越来越重要，因为人们对环境的追求就如同我们需要吃好、穿暖一样是最基本的需求。其实在发达国家，之所以环境价值能够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就是因为在城市发展中把它排在了很重要的位置，因为它能够创造无限的生产力。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城市建设，特别是县城建设，在重点的地方其实可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不用完全模仿城市，而是跨越到未来，满足人们对环境的需求。大城市里已经没有这个条件了，但小城镇有，因此，县域发展的关键是低密度。限制中国城市环境发展的最大的因素就是密度，但小城镇恰恰还有这个条件。

    总结起来，从长沙县近十年来探索实践的这些案例看，它反映的正是县委和县政府抓住了人们对有山有水、留住乡愁的环境的真实需求。长沙县在县域改革发展中的这些做法值得研究和借鉴。非常感谢你们，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赵总师，前几天他一直在外面出差，听说长沙县要在这里召开分析研讨会，他就赶回来了。正如他所说，推进县域经济有利于我国城镇化建设。他也讲到了现在的趋势，中央要开始做特色小镇，但这需要有几个先决条件，几个规律：一是在当地有不可移动的资源，离了当地就不行。二是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能够使得乡村的很多价值得以凸显。三是城市病的解决可能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小城镇，这与党国英老师讲的低密度住宅异曲同工。在集中式的体制之下，掩盖了这些地方的价值，一旦给了一个土地指标，马上这个价值就能够凸显出来。四是现在人们不止在生活上追求环境，工作中也追求环境，对于环境的价值，以往我们重视的不够，未来它的价值会凸显出来。这都让我们愈发感觉到，长沙县的这些案例以及他们进行的改革和创造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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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李秉仁，给我们讲讲他的看法。  

李秉仁：住建部原总经济师、住建部科技委常务副主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李秉仁：实际上，“县”这一行政区划是我们国家最基本的行政单位，所以一个县域的发展改革也是一个国家改革发展的试点。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从城市化角度看，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8%发展到现在的56%。从GDP角度看，1978年我们GDP的总量是0.36万亿，2015年是67.67万亿，这个量非常大。当然，我们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对GDP的增长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速度快，总量大，这些都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我们的城市化质量不高，现在到了该讲质量与效益的时候了。客观的说，我们在城市化进程中还缺乏一个科学的态度，也缺乏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

    说实在话，这些年来我们在发展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度消耗资源和能源，以及给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多年以来，经济高速发展付出的沉重代价。现在这本书讨论的正是这些问题，改革就是创造，改革就是创新。联合国有报告称，中国消耗了世界将近1/3的资源。我们对能源的消耗占世界20%以上，以前和美国是一样的，现在比美国还要多。因此，资源、能源、环境问题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战略问题。特别是石油，石油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战略问题，甚至比粮食问题、水资源问题都要严重。所以我们现在讨论我们的改革也好，创新也好，包括怎样来解决现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绿色发展的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要琢磨的一件事。

    去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中国的贡献最大，因为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已经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INDC）目标和关于碳减排的承诺。现在，中国的碳排放占世界的20%左右，中国能够做出这样的承诺，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所以中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是最为突出的一个矛盾。我讲一个亲身体会，1月4日，我从北京坐火车去南京，北京早上的天气非常好，视野很宽阔，可是火车一到河北，就什么都看不到了，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南京。这样的环境问题，确实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特别是治理环境问题对我们发展经济也十分重要和必要。

    我们发展得太快了，房子也盖的太多了，因此才有了大家十分关注的房地产去库存问题。最近大家还非常关心供给侧改革问题，这其实反映出，我们需要的东西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生产不出来的，而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又生产的太多了，其实最典型的供给侧的例子就是石油价格问题，价格最高的时候147美元一桶，现在降到了30美元以下了。美国解除了石油禁令开始对外出口石油，而俄罗斯则要增产石油，欧佩克也不减产，对中国来说，也许会从中赚一点便宜买到便宜的石油，这就是典型的供给侧问题。

    另外，我们的很多行业都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这是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我们也希望通过县域经济的发展能够缓解产能过剩问题。对于县域经济，我们也在研究，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县委书记的担子是最重的，因此，长沙县委能有如此的魄力，不断给自己加压进行改革，确实令人钦佩。

    主持人：李总师有两句话，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是当前中国最突出的矛盾，县委书记担子最重。三天前，一个长沙县的老村支书和我们彻夜长谈，他和我说，这十年来长沙县干的事情，最突出的一个点就是可持续性。这位老支书说，你看“南工北农”、生态县等等，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都是给后代留出发展空间的，这也应了刚才李总师说的这句话。李总师今天给我们算了一笔国家的大帐，县域的发展就是国家的缩影，而过度的耗费资源、能源、环境污染使得我们处在一种战略上非常危险的境地，因此，要供给侧改革。我们向李总师表示感谢。您领导的委员会这些年不断发布长沙县的案例，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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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刚才我们讲到了城市化的趋势、讲到了城市空间的密度、讲到了人们对环境的追求，其实党国英老师这些年一直研究这些问题，而且两年前的这个时候，党老师正在长沙县做社会基层治理的调研，我们欢迎党老师讲一讲。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研究员，城市化委员会乡村建设专委会主任

    党国英：谢谢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由于之前没有拿到书，也没有时间看，所以对具体的内容不是太熟悉。刚刚翻了一下这本书，想看一下长沙县总的土地资源利用情况，但很遗憾还没有翻到，所以就离开这个书谈一点自己的想法。

    城市化要讲规律，到底有一些什么规律，总结起来肯定太多，所以我从多年的调研体会出发简单谈一下。

    第一点，凡是城市化好的地方，农业、农村必然也会很好，城市化并不会妨碍农业、农村的发展。但城市化发展多年以后，我们遇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粮食总量不少，但竞争力很弱，粮食价格只能靠国家的高价位支撑，国家的高价位一取消就会很麻烦。对于这个问题，当时新农村建设提出来以后，我说必须要把新农村建设当成城市化的一部分，因为中国的粮食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是农业竞争力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规律，就是城市化好的地方，农业、农村就好。所以一定要坚定不移的进行城市化。

    第二点，城市建设区居民住房应该至少占到50%的比例。为什么我要把这一点说成是规律，因为很多欧美国家就是如此，东京也是如此，东京的比例高达62%，其他国家普遍的是在50%左右。这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一定有它的道理。为什么说是有根据有道理的？因为心理学决定了人对居住是有空间、尺度要求的。对于这个问题还有一系列的研究，我今天就不讲了。这是一个规律，小城市应该更宽敞一点，大城市可以稍微挤一点。全国完全可以拿出两亿亩的土地给老百姓建房，因为我们有将近150亿亩土地，拿出两亿亩来，根本不影响农业发展，因为中国人建房子、选居民点的时候都有一个标准，就是地基的位置要高，防止水淹，好的地要留着种，老百姓自发的就不会占用耕地。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大城市的楼房动辄五六十层，很不好卖，所以县以及郊区，就要少走弯路。未来人们需要住的舒适，办公舒适，最终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地方，就是到郊区、县市去，我觉得这个预测很有道理。

    第三点，关于小城市，我确实注意到，欧洲和美国一些发展得非常好的小城镇，他们的共同点是专业化。我们的好多县级市是综合性的，什么都有，而且小城市的社会层级关系非常复杂，老百姓的生活很艰难，难以留住人力资本，有自由创造精神的人很难在小城市待下去。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只是一两个城市，很多小城市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小县城要发展，就一定要专业化。为什么专业化能避免上述的问题，因为专业化了之后财政收入会增加，专业化了之后依赖于市场老百姓的工资就会提高，什么问题都靠市场来解决，必然会更有活力。
  
    最后一点是关于空间布局。我最近看到一些研究城市发展史的资料，讲的一个独立的城市如果是处在大城市二十公里或者一百公里之内的话，独立的城市没有办法发展。距离大城市近的话，这个数字就小一些，离大城市远的话，这个数字就大一些。长沙市是个大市，长沙县与他的距离很近，其实这对县域发展不是非常有利的，这是一个规律。

    关于住房的问题，我还想强调一点，这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住楼房的成本比较低，越高成本越低，这是经济学的一个规律，成本低供应量就会大，这也是关于中国居住形态的问题。在我看来，居住形态事关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住独栋房子的人和住楼房的人消费结构、习惯都是不一样的，甚至老百姓的意识也不一样，住楼房，推门出去就是公共空间，住独栋房则完全不同。所以住楼房的人处在公共世界的包围之中，不利于老百姓的自由创新精神。因此，在我看来，这个事情是大问题。

    城市化是个大的问题，确实不能轻言成功，因为可探索的题目非常多也非常大，这涉及到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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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刚才几位嘉宾从不同的角度让我们看到了更广阔的背景。下面请欧阳东先生讲一下，他是这本书的主编，亲任责编，有请欧阳东。

欧阳东：中国城市出版社总编辑

    欧阳东：我主要讲一下中国城市出版社的情况和编书的体会。中国城市出版社是我们国家唯一面向城市的一家出版社，隶属于住建部管理。我们国家每年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就是由我们社出版发布的，陶斯亮大姐就曾是策划人和主持人。另外，我们也是中国市长培训系列教材的编辑出版单位，所以中国城市出版社在领域内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接下来我想谈一下编书的体会，向各位领导汇报。我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惟楚有才”、勇立潮头，我个人对此的感触很深。长沙县能够拿出这样一种改革、创新的模式，也正点了题：改革就是创造。我在编辑的过程中也能够感觉到长沙县的实践正是十八大提出的“四化同步，五位一体”这几大发展理念的典型模式，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确实值得总结，尤其是长沙县还是排名全国百强县前十位的县域，做出这件事情更应该对这种发展理念和模式进行总结，这是非常值得推而广之的事情。

    更具体一些，我有两点体会。第一是长沙县的做法有两个两点。一是在这本书中讲了很多产城融合的内容，分量很重。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和产业化，怎么样进行有机融合，在产城融合上，就体现得非常好。传统模式下，传统工业向大城市聚集，人口也大量集聚，因此产生了很多负面的东西，例如城市病等等。但现在随着通讯、交通、信息化、互联网的发展，完全可以把一些产业，尤其是创新、创造类的产业，放到中小城市、小城镇，甚至是县域城市内进行发展，这样既解决了人口聚集问题，也使产业得到了合理的布局，这是亮点之一。

    第二个亮点，外国人讲花园城市等等，我觉得中国也应该做一个“乡村公园”的概念，乡村公园现在叫民俗旅游，城市人到乡下待几天算作民俗旅游，但我觉得这更应该被叫做乡村公园。乡村公园吸引城市人口到乡村生活，乡村的生活十分惬意，没必要非得挤到几十平米的小房子里面，忍受两三个钟头长距离的上下班之路，忍受雾霾、水污染等等。况且城市的自然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但在长沙县的这本书里，包括杨书记他们的实践已经出现了“乡村公园”的突破性的苗头了，值得进一步总结和深化。这是第一个大的体会，也是对产城融合的一些思考。

    第二个体会，我在编这个书的过程中感觉，长沙县的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非常突出。同时这里面也提到了很多的概念，例如在基层治理中提到的乡村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这个概念非常好，这涉及到在乡村基层治理中，怎样发挥党的作用，怎样发挥政府的作用，怎样体现民主自治，发挥基层民主，让群众有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群众的事情让群众自己作主等等。书中同时提到了农民的自主城镇化，这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景，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同时讲到群众需要什么样的生活，需要什么样的住宅，这些并不是政府自行设计好的住宅，而是适合农民生活的地方，养可以让农民养猪、喂鸡的地方。在这之中也充分发挥了基层民主，让群众有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这也是一大亮点。

    尤其对“乐和乡村”，我觉得它值得系统挖掘。乡村社会原本是有一套乡贤制度的，怎么样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的提升，这是值得研究和探索的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内容。

    另外我想说的是，在这本书里，也提到了关于文化建设方面的内容，但篇幅不重。湖南人的文化是担当的文化， 危难的时候就会站出来，这是民族文化的智慧，其实可以提炼、挖掘。此外，长沙县的经济发展已经实现了一千多亿的产值，城市、农村的生活都十分和乐，那么文化产值的比例有多重，其实也是可以提炼出来的。

    主持人：谢谢欧阳社长，他首先讲到了产城融合就是把“四化同步、五位一体”具体化的抓手，从产业转移的机遇而言，乡村公园的机遇在长沙县已经出现了趋势。第二点是他讲到社会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一点他非常看重，例如我们长沙县的乐和乡村建设以及农民自主城镇化建设等。文化建设这块其实长沙县确实非常有特点，他们反思了多年来“文化下乡”时为什么老百姓不买帐的原因，因为文化就是群众自己，是老百姓“我要文化”而不是“要我文化”。现在我们在案例总结归纳做的不够，欧阳社长也提出了下一步怎么样去深入挖掘。感谢欧阳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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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接下来有请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郭万达院长，他也曾到长沙县学习过，前两天还跟党国英老师一起到乡村建设大讲堂讲过课。郭院长对长沙县也非常有感情，换句话说，我们综合开发研究院对长沙县都非常有感情。这次郭院长代表我们樊纲院长，代表院里的班子参加今天的首发式，请郭院长讲几句话。

郭万达：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开放导报》杂志社社长

    郭万达：我们对长沙县的确非常有感情，而且我们的研究团队真的是自从第一次见到杨书记后，就持续的跟踪了十年，重点是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对于我们做研究的人来说，长沙县其实是供给方，我们是学习方，因为从做研究的角度来说，他们提供了生动的案例，而且这些案例也只是他们做的事情中的一个点。杨书记的团队持续、坚持做的这些事情，以及非常生动的做法，让我们收获了案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感谢他们。

    樊纲院长是研究宏观经济的，他对有深度的东西特别感兴趣，但这次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被选为国家高端智库，昨天在中宣部开会时，他还特别讲到不要太过于宏观，还是得有鲜活的东西。刚刚欧阳主编讲了很好的观点，把我们书里的很多内容进行了总结，我本身也参与了案例的写作，所以我分别从改革的动力、改革的主体和改革的目标这三各方面来解读一下主题。

    为什么我们没有将着重点放在发展上，也没有放在经济上，而是着重在改革的角度上强调改革就是创造。以我的理解，现在回头来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再到后来的城市改革，从农村到城市，我们的亮点在哪，其实还在于县域这一既有村也有城的地区，这是我们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亮点和重点。我们研究院的一位创办者也是深圳以前的老市委书记李灏，就经常对我们说，你们存在两个误区。第一点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你们总认为是农村改革，其实在1986年，深圳就启动了所有制改革。华为之所以有今天的华为，是因为深圳市在1987年出台文件要在深圳办这种民办的科技型股份制企业，这才有了华为，城市改革当中首先启动了所有制改革，这也就是说，制度的变革，制度的创新，比技术创新还重要。第二点是，他认为不能总研究城市，要反过来好好研究农村，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统筹。党国英老师讲的是希望统筹，城市的发展本身应该把农村含在里面。所以你用城市化而不一定要用城镇化这个概念，因为一讲到镇的时候，就有很多不同的争论。住建部从国家的角度还是讲城镇化，我们讲城镇化和城市化是有一点区别的，还是不一样的。

    从以上这个角度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整个案例研究定位在改革上，而且强调改革就是创造，特别是县域的改革，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

    第二个思考，仍从改革的角度来讲，改革不一定非要区分大小，区分省城和县城，但要区分的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分的是有为还是不为。这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从我们国家的情况来看，十八大以后把“为”这个事情提到了很重要的位置，所以这也是陶斯亮大姐为长沙县、杨书记他们的作为点赞的原因，她是在为创造者，为改革者，是在为有为者点赞。因为如果你为都不为，那么拿什么红利来分享？怎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这本案例集里，我们在总结的时候将它定义为是一个自加压力的改革模式，其实我们并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大。自加压力是什么意思，不就是积极奋发、有为的改革者的姿态吗。在我看来，这一点对我们当下其实是很重要的。

   现在来看改革，我们原来的这些年，特别强调顶层设计，应该说顶层已经先动起来了，全面深化改革，一个接一个的文件不断下发下来，但改革如果没有自下而上，没有群众的实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长沙县的这15个案例，并不是上面发文件要我们干的，而是我们自己自下而上去实践的，这些实践里既包括了县委、县政府的主动有为，也包括了各村镇广大干部群众的有为，这其实就相当于改革的主体，群众的创造，基层的实践，这更加有意义。这也是今天为什么在北京来进行一场县域改革案例的发布，因为改革不能光从顶层开始，基层的改革更加重要，如果只有顶层而没有基层，那么改革就会停留在文件中，停留在“空转”阶段。

    第三个思考，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我曾经在长沙县提出过一个说法，就是为了治理能力的提高。如果说改革是为改而改，那么改革有可能就变的面目全非。但是如果你改革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治理的现代化，是为了治理能力的提高，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治理是什么，就是除了政府外，还有NGO、公民或者是居民，也得有社会，要实现这样一个治理的变化才可以。不光社会层面有治理，经济上其实也有治理。今天我们讲治理的时候，其实已经不完全是原来古代的“治”的含义，这其中还隐含了很多政治、社会的制度的变革，以前我们讲的“郡县治”是稳定了就是“治”，而现在我们讲“治”则是现代化，虽然稳定很重要，和谐很重要，但和谐不等于只有一个音符或只有一种做法。在我看来，长沙县的实践本身就为治理提供了一个别样的选择和做法，也是对一些问题的不同思考，这个治理很有意义。如果说治理到最后都变成了一种声音，或者一种选择，这至少不是我们党追求的治理。

    长沙县的15个案例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县域改革提供给我们的鲜活思考。作为一个参与者，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研究团队之所以把改革放在了县域案例分析的主题之中的意义所在。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郭院长，他是从改革的方法论，改革的价值观出发来解读我们这本书。他讲到，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已经说明，制度的改革高于技术的创新。然后又讲到改革不分大小城市，关键在于有为还是不作为，而自加压力确实是长沙县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我们感觉长沙县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国家深化改革的“实验室”。就像郭院长说的那样，长沙县不是贯彻落实上级的指示做的改革，这是对国家改革发展的一种担当。

    讲到目标，改革本身不是目的，现在很多地方或者不作为，或者搞大量的所谓改革创新的东西，政府部门下达了很多的工作让基层苦不堪言，这些对基层毫无意义的事情，却又被政府部门总结为改革创新的一个又一个亮点。但长沙县恰恰不是这样，他们是把整个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提升作为改革的目的。

    我觉得郭院长作为长沙县的老朋友，这样的点评非常中肯，感谢郭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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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在请杨书记做整体的回应之前，看看所有在座的朋友们，你们很多人这些年都处在长沙县改革的第一线，也有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的人员和媒体的朋友，大家有什么需要提问或补充的，我们先做一个互动，最后请杨书记做回应。

蔡义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秘书长、城市化杂志社长、副编审

    蔡义鸿：我想讲三个感谢，一是感谢杨书记为首的长沙县委领导班子给城市化委员会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县域经济发展的全息案例，这15个案例里方方面面都有所涉及。我是在李津逵老师的专业指导下跟长沙县共同编写总结这些案例的，本人也参与了一些纂写工作，也被长沙县的改革创新和自加压力的精神所感动，这些感动有一些在案例中有所体现，有一些则是在工作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包括村民跟我们交流的过程中，可以说声情并茂。我们案例组的成员和各个专家到村里面去调研的过程中也看到，长沙县的乡村以及城乡建设确实有跟其他地区不同的地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干净，卫生。其实看一个地方文明与否首先就看它的环境卫生，就像我们到一栋一栋的写字楼里面去一样，最大的区别就是卫生间干不不净。到了乡村，可能各地的村民们在穿着上没有太大区别，但地上是否有垃圾，路边的洁净程度，却最能体现一个村的精神面貌。在此特别感谢长沙县从上到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机会，可以说让我们汲取了很多的营养。

    第二个是要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给我带来了这样一个机会，几年前，李津逵老师曾给我们推荐过长沙县的案例，那时跟杨书记是第一次见面，案例让我们很感动，此后我们也慢慢的开始关注长沙县的案例。直到去年，李津逵老师提出，我们怎么样把长沙县的案例做一个总结。因为李老师和他的团队已经跟踪长沙县长达八年之久。也特别感谢李老师多年来对委员会的支持，让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第三个感谢，要感谢中国城市出版社的欧阳总编，这本书从我们定稿到最后的印刷，时间非常紧张，欧阳总编亲自过问每个环节，从编辑时自己就亲身参与，所以这个书的出版和今天能跟大家见面，欧阳总编付出了非常多的劳动。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们也借义鸿的掌声感谢欧阳社长，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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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互动

    问题1：我是光明日报的记者，现在中央对生态文明非常关注，我想请问杨书记，长沙县在生态文明这块大概已经做了八年，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大体情况，特别是在基层生态文明的推进上，你们有哪方面的经验？遇到过哪些问题？对一些共性的问题能不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杨懿文：我们感觉一个区域的发展，生态文明应该是全方位的，作为县委、县政府班子应该从顶层设计、顶层控制的角度来对生态文明做一些规范。我们做了几件事情，比如说所有的工业项目必须进园区，园区的污水处理，环境保护，还有各个方面的基础设施配套都做的很好。广袤的农村，则不能随便的让一般性的企业随意的进入，因为这很可能会造成当地环境的破坏。这个事情我们也是经过了长期斗争的。当时乡镇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寻求发展，因为都想要税收，而且也不排除有各种各样的关系找到他们，说我这个项目这么好，为什么不允许我们进入这个地方，而且正好你们这个地方也有地，但我们对这方面做了强制性的要求，对不起，所有工业项目必须进园区，我们的北部农村13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绝不允许一个一般性的制造企业进入。这是顶层控制。

    第二个问题，我们说山清水秀，目前的中国农村山清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但是水秀的问题太严重了。对于水秀的问题，我们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原来我们长沙县是全国生猪大县，人均三头猪，整个县域70多万人口却养了220万头猪，养猪造成了严重的水体污染。所以我说我们要解决水的问题，首先就要解决猪的问题，我们的环境容量不允许我们支撑这220万头猪，因此我们下决心要把养猪的数量降下来。为此我们设立了禁养区，水源地周边禁止养殖，有十几个农户还因为养猪而坐牢，因为他们触犯了《环保法》。有限制养殖区，就要有适度养殖区，这都是从宏观层面进行的控制，我们把养殖量从220万头降到了现在的七八十万头猪，这个层面斗争确实很大。

    刚才党国英老师讲的东西我们感同身受，我们是冒着牺牲农民增加收入的罪名来去做这个事情的。做了七八年的时间，目前应该说这个目标基本完成了。所以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是有斗争要牺牲的，甚至有些斗争还惊心动魄。所以我想生态文明建设，从党委政府的层面，需要搞清楚自己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把几个意识搞清楚了，再分层级，企业应该做什么，农民应该做什么。

    我们还做了一个事情，我们江南的农村都是一家一户散居的，独门独栋，千百年来形成的现状是如此，这个状况也要改变，要集中居住。怎么改变呢，这个事情如果是强制性的，那会引起民变，所以必须是引导式的，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比如说一户农民占的一个宅基地是1.3亩到1.5亩，如果推进农民集中居住，让老百姓住进集中居住，可能占的地只要3分地就够了，我们把公共汽车、自来水、有线电视网络、水电都通进去，不但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用地还节约了，而且实现了资源集约化，环境友好。这个事情也涉及到一个问题，政府一定要做规划，要引导，凡是进到集中居住点的农民，我们提出来，每个村都要在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做几个一百户以上的集中居住点，一旦集中了，有线电视一年的费用由政府替农户出，同时自来水要通到家家户户，城乡要实现公共汽车全覆盖，公共汽车要开到村里，开到集中居住点，这样老百姓住在别的地方不方便，住在集中居住点却非常方便，这是用市场的方法进行引导，希望老百姓能慢慢的过去，即使老人自己不去，可能儿子要去，孙子要去，慢慢的引导大家都到新的集中居住点。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全方位的工作，我觉得作为党委政府来说，要实现五位一体的发展，尤其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时候，要用脑用心。作为一个执政者，如果你讲生态文明建设，那么所有东西的出发点就要朝着这个方向自觉的走，这样的话，我们的城市发展才会有更好的那一天。

    主持人：谢谢杨书记，改革不仅是创造，改革还是斗争，要牺牲，要有担当。我们看到青山了，我们如何看到绿水，这是需要担当的。

    问题2：我是《城市化》杂志的记者，长沙县在生态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后，也在向更深层次的“零碳”方向发展，目前长沙县的工业仍以汽车制造等为主，未来在绿色产业方面长沙县有什么样的考虑呢？

    杨懿文：我们在这本案例集中正好也在探讨碳经济。零碳发展的要害是形成碳交易，实现零碳的新经济业态。对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现在就我们的总体而言，重工业在国家层面是产能过剩的，但产能过剩不是每个地方都产能过剩，就好象我们要实现一二三四产业平衡，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是这样，但站在每个县域、每个地区来讲，不可能出现绝对的平衡，反而是要突出自己的特色。我们的区域原来确实是工程机械一业独大，例如三一重工，中联重工，重工业的份额占了我们工业的80%。这几年，我们强调要从一业独大变成多点支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现在主要突出汽车工业，发展了电子信息，和一些其他的产业。目前来说，我们已经从一业独大变成了至少三点支撑，在汽车产业上我们现在有170万辆的产能，去年的产值接近400亿，今年会达到700亿，所以我们又上马了上汽大众，主要生产途安，新朗逸，SUV，这些企业自身也有产能方面的考虑，但是他是朝着市场调节的思路在走的。

    另外广汽菲亚特也在我们那里生产克莱斯勒自由光，我觉得中国汽车产业，如果就总体而言，站在北京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讲，肯定是产能过剩的。但就好象我们全国有这么多的餐馆、饭店，这里面肯定有餐馆赚钱，也有餐馆要垮台的，但我认为我们新上马的这些汽车工业，却并不一定会垮台。另外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项目上马也很快，例如众泰云100，新能源的电动车也已经实现了两万辆的产量，这在全国都是排得上号的。

    我们自己感觉，在整个经济发展宏观调节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走出一条长沙县自己的产业特色，既要传统产业保持特色，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也要研究新产业，新产业中间就包括了我们刚才讲的碳经济的问题。我们有一个零碳速生草固碳基地，这个方面我们正朝着下游应用方面做研发，现在这个草已经研发出来可以做板材，我们准备现在用它做一个房子，速生草板材做的房子，速生草板材做的家具，下次各位专家到长沙县去，就在那个房子里面开会。如果这个产业能走出来，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且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处理方式，微波处理，用封闭式的大的微波炉进行速生草或者垃圾的处理，生产出活性炭或生物质油，这个技术也非常好。

    另外是集成电路产业，这个产业在我们这里不算太大，但很有特色，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这个产业。在产业发展上，我们希望每年都有一些新产业在做研究，有一些新产业在推动，然后有一些新产业脱颖而出，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其实幸亏我们实现了汽车产业和电子信息两大产业做支撑，过去的三年多，如果没有这两个产业的急剧发展，我们是迈不过工程机械连续三四年下滑的寒冬的，正好工程机械这边垮下来，汽车产业和电子信息这边顶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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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今天我们开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会议，关于是这本案例集的首发仪式，大家对当前中国经济生态全面发展的大背景，对长沙县十年来改革、创造的经历都给予了充分的首肯、评价，并且对于文化建设等方面也提出了进一步改进的建议，对生态文明表示出非常深切的关注，最后请长沙县委书记杨懿文同志做总体的回应，大家欢迎。

杨懿文：长沙县委书记、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

    杨懿文：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领导，特别感谢陶斯亮大姐、赵总师、李总师给我们做出的重要的点评，大家的讲话我们回去以后要慢慢的消化。同时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是礼拜六，大家还冒着严寒抽出时间来参加《改革就是创造——一个县域改革发展的全息样本》这本书的首发仪式，也是我们县域发展的研讨会。特别感谢大家对长沙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我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个事情是，这本书是怎么来的。2015年初，李津逵老师到长沙县时和我讲，他说长沙县目前的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行这么多年了，能不能停下来，回首一下改革之路，总结总结，再思考一下怎样更好的前进。在他的启发之下，我们开了一个常委会，提出大家对以往的改革进行一个梳理，为此我们做了一个全县大讨论，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最后梳理、提炼出了这15个案例，这本案例集实际上是对去年全县的改革发展大讨论的一个总结性成果。

    其实与其说《改革就是创造——一个县域改革发展的全息样本》是县域改革发展的全息样本，不如说它实际上总结了我们长沙县这么多年改革的历程。同时梳理提炼以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固化为未来长沙县继续探索、改革、前进的指导的意见。所以我想特别感谢津逵老师和城市化委员会以及中国城市出版社对我们的关心、帮助、支持。

    长沙县去年一年在保位、进位中间又取得了一些新的成绩，在县域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上，我们超越了义乌，在科学发展百强县中我们排在第六位，我们的前面基本上都是江浙一带的最强县市。在百强县中，目前还以县相称的，就只有长沙县了，其他的都变成市了，也有的改成区了，我们是百强县前十位中唯一还叫县的。

    刚才大家讲了很多好的意见，包括对我们长沙县的一些建议和批评，我觉得非常非常好，我们回去会慢慢的消化。这里面有四个问题我想做一个回应。

    第一个是均衡发展的问题。其实要均衡也是要有斗争的，要全面发展就要有牺牲精神，因为只有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某一个点上的时候，这个点才可以创造出巨大的能量，那么势必聚集和关注度会很高，但如果是综合性往前推进的话，关注度必然会低一些，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特别强调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因地制宜，南工北农，而且不能急功近利。要真正的站在县域经济的角度上，科学发展，均衡发展，为县域留下一个好的环境，这个过程比短时间快速的提升更好。

    刚刚几个专家讲到，城市化好的地方，确确实实农村也会很好，这是均衡发展的结果。我们是实实在在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把城市发展赚的钱补贴到农村去，尽管这个补充还不够。比如说，我们提出一个口号“用1%的土地生产90%的社会财富，99%的土地用来保护生态资源”，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现在的税收是138个亿，这些税收来自于300多家企业，300多家企业所占的土地面积加起来还不到2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90%以上的税收其实是来自于十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我们有将近2000平方公里的县域面积，也就是说1%的土地是赚钱的，更多的土地是作为保护环境的。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感触，从这1%的土地赚的钱基本上全部用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上，用到了老百姓的社保和补贴方面。比如说前年，我们长沙县进入了全国百强县前十强，开常委会的时候，大家觉得要全民普惠，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感受到发展进了十强是很高兴的事情，怎么体现？我们提出拿5000万把社保资金的铺底资金提起来，每个老百姓每个月的社保只有几十块钱，但是铺底资金涨了以后，配套的资金就都涨了，老百姓的社保平均水平就提升了。去年我们的两个乡镇被划到长沙市区了，划走了20亿的财政收入，240平方公里的土地，13万人口，按理说他们是进城了，但是进城以后这些老百姓发现他们的社保标准远远低于长沙县，现在这些人都想回来。接收他们的区也很麻烦，他们变成了“一区两制”，老百姓的社保必须维持原来的水平，这两个乡镇要特殊一些，和其他的乡镇、街道比，高很多，不能降，因为降低了老百姓也有怨言。因此，我想说均衡发展的问题是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甚至是通过自己的一些牺牲换来的整个全县普遍性的科学发展。

    第二个是特色的问题。一个区域要有特色，特色不是简单用钱砸出来的，它确确实实是从地里面长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特色。比如我们长沙县有两个点，一个是板仓小镇，我们坚持不做大的投入，虽然也有所投入，但不多不是用钱砸，而是鼓励企业家下乡，鼓励市民下乡，下乡以后慢慢的用从这个地里面长出来的机制建设这个小镇，建设田园城市。目前这里应该说是最可复制的生态小镇。而另外一个点，浔龙河小镇，那是用钱砸出来的，是企业投资的，一次性投下去五六个亿，现在还在持续的投入，希望把成都的宽窄巷子公司引进来，一次性做成具有旅游性质的生态小镇。这里距离城市很近，有它自己的特色。大投入有大投入的好处，持续的小投入对机制方面特别看重，这个方面也有好处。

    不管是什么样的特色，最重要的是你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创新，形成特色，这样的特色才能持久而不是稍纵即逝的昙花一现。

    第三个问题是政府角色的定位。在长沙县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党委和政府的角色始终守在政府是培养环境，培植土壤，或者是从规划层面上来讲，打造平台，让更多的企业、机构在这个平台上唱戏。目前对这个定位我们大家都已经有了共识。比如说，全国的创客基地都是建在高新区，在城市里面的中心区进行发展，但我们提出来，打造一个农村创客大平台，把长沙县的美丽山水资源变成创客在这里致富的资源，为此我们打造农村创客平台。这个工作是我们的吴新伟书记在做，这是新的“上山下乡”活动，就像毛主席讲的，广阔农村大有作为。实际上，我们对创客的理解不止于年轻人，女55岁，男60岁退休后，这些人有钱、有精力、有技术，而且身体也很好，也愿意到山清水秀中去，这些人就是新的创客，而且是非常有希望成功的创客，20多岁的年轻人创业其实失败率很高，当然对年轻人也要扶持。政府就是把这个平台搭好，这个事情也是我们功能分区发展的来历。这是政府要做的事情，我们原来叫做“南工北农”，一县两区，南边是经开区，北边是现代农业创新示范区。由这个衍生出来，我们现在打造了五个平台，会展经济区平台，临空经济平台，松雅湖中央商务区平台，北边是现代农业区，再加上经开区，我们叫做功能分区发展，后来市里面组织我们到重庆学习，重庆也是五个功能区，五个功能区朝着资源要素配置，项目聚集发展，这是政府应该做的。政府把环境的问题做好，把平台做好、规划好，把政策出台好，其他的事情应该让更多企业去创新。

    第四个问题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这就是一个底线问题。

    我觉得我们在这四个方面做了很多尝试，尤其是板仓小镇的尝试，我们通过户籍的转变，允许市民下乡但不参与农村生产资料的分配，其实解决了中国农村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村的空心化问题。现在住在板仓小镇里面的人，每天到湖南卫视上班，也就半个小时。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长沙县这几年的发展就是一个改革史，我完全赞同郭万达院长讲的，一个县域经济的改革，如果是上面要求他做改革，那不叫改革，那叫贯彻落实工作，是中央要求你改革，而我们做的县域经济的改革，是我们做了什么破题的事情，这本书的15个案例就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尝试，是长沙县的改革。我想我也希望长沙县未来的改革，还应该在这样一个思路下去进行。长沙县的改革要“说长沙方言，而不是讲普通话”。

    从全国的高度来看，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恳请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给予我们精心的指导，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的意见，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明确发展方向，提升工作思路，努力使长沙县的改革之路越走越稳，越走越远，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们将充分的吸纳大家的宝贵意见，扎实的推进各项深化改革的工作，也恳请大家多到长沙县去指导，实地考察，帮助我们改进工作。春节快到了，在这里代表长沙县委县政府，县委的几套班子给各位拜年，祝大家合家欢乐，新春愉快，谢谢。

    主持人：谢谢杨书记，均衡发展后面要有斗争、要有牺牲、要有担当；特色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不是打造出来的；政府的定位不是看多少投入，而是要看能不能培养环境，培植土壤，营造一个平台；最后就是贯彻不是改革，改革是创造，改革要讲地方话，而不是普通话。

    我们希望长沙县能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持续领先为中国的县域改革发展开路。正如杨书记所说，这本案例集是从去年以来，县委办、县委政府各个部门一起通力合作，几上几下，全县的干部群众集思广益的成果，在座的也有很多干部就是案例中间的主角，而且在案例的写作过程中都出了非常多的力，我们在此对长沙县的干部群众，对整个县委县政府各个部门表示感谢，对今天在座的所有的领导和长沙县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我们也感谢中国城市出版社，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和城市化委员会对案例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谢谢。感谢今天所有的工作人员，你们提前来到这里，安排了今天这样一个热情洋溢的会议，驱赶了北京冬天里最冷一天的寒意，谢谢你们。谢谢！我们也祝长沙县所有的干部群众在新的一年里，正像杨书记所说，回顾改革路，面对新常态，再上新台阶。今天的首发式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