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移民城市，但这座移民城市的母体文化——岭南文化不同于中国北方文化，这是一种跨越国界广泛蔓延在中国华南、东南亚、北美等地的文化。这样的母体使得深圳与那些中国北方因工矿而兴的移民城市有着根本不同。

　　顽强的自主精神

　　历史上从中原南下岭南的汉民系，无论广府、潮汕还是客家都保存了唐宋以前的汉文化传统，并以自主的认同制衡来自蒙元帝国自上而下的“编码”，从而留下“崖山之后”的中国，并广播于海外的东南亚、北美各地；岭南文化的自主精神就是近代以来广东开风气之先的秘密。人民公社时代全国曾出现“退社潮”，在那些向大锅饭说“不”的中国农民中广东农民占了大多数；宝安农民数次的“大逃港”，直接导致了此后中央决定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农民创造出“三来一补”的模式，合法引进港商台商，深圳的经济由此起步；城市化大潮中深圳农民建新村盖新房形成“城中村”，成为大量外来人口进入深圳的低成本生活区。“你们的改革是用笔写的，我们的改革是用生命写的。”宝安农民用生命赢得了特区，他们被冠以“改革”的自主精神，是“来深建设者”的第一部教材。

　　有效的地方自治

　　顽强的自主精神表现在“城中村”：与华北华中不同，宝安农民以宗祠、族谱为纽带维系着村落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中蕴含着巨大的社会资本。全国取消人民公社、包产到户之后，宝安农民创造出集体股份公司，将村落的土地集中起来，建新村、盖厂房、招港商，并且让这些港商享受“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待遇从事来料加工业务，为广大内地农村转移的劳动力提供了可观的就业岗位。新村（城中村）里既有公共空间、每家又都有均等的建房出租机会，深圳没有中国北方普遍存在的“失地农民”问题。在政府基本建设投资非常有限的时代，农民建起了总量达２亿平方米的城中村，成为这个大都市内布局合理、生活便利的低成本生活区，可容纳千万来深建设者。30多年里应有数千万人住过深圳的城中村，从他们中间走出了深圳众多的创业者。　

　　从容的经济理性

　　广东人做生意只算自己的帐，从来不在意别人挣得比自己多。这种迥异于“东方式嫉妒”的经济理性给所有南下的移民上了市场经济第一课。历史上，广东人自中原南下，并未止步于岭南，而是在上千年的历史中以商业贸易将自己的生存圈覆盖了整个东南亚。16世纪以来，随着欧洲文明的西风东渐，东南亚又成为先于中国向西方开放的地带，因此，岭南文化又成为中华文明中最先“洋化”的板块，与“胡化”的北方拉开更大距离。20世纪中期，美国废除了排华法案，北美华侨从“叶落归根”改为“落地生根”，讲粤方言的华人可以成为美国驻华大使，岭南文化务实、从容的本色经过了富兰克林式经济理性主义的烘焙，成为跨越太平洋的经济语言。

　　开明的地方政府

　　对民间自治的宽容是深圳政府的开明表现。广东是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的起源地，地方政府通过对爱国华侨的尊重实现了对私有产权的保护；70年代末重新复出的邓小平听说广东农民“大逃港”，认定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不主张出动军队去解决；在比邻香港的深圳设立经济特区，让深圳得以承接香港的产业转移；允许农民分田到户之后重新组织集体经济，允许集体分股不分田，允许农民引进外商搞“三来一补”、征地返地给农民留出发展空间。同一个土地管理法，华中华北失地农民最多“户均三套房”，广东农民可以“人均一栋楼”。可以说，深圳精神源于岭南精神。历史上从岭南北望，蒙元帝国的许多法规制度有悖于生产力发展，完全不合理；时至当代，深圳人从实际出发的做法许多依然是“合理不合法”。深圳政府因此千方百计争取特区立法权，以便将许许多多“合理不合法”的做法合法化。最近20年里，深圳由政府主导的改革乏善可陈，但政府对于经济发展依然有贡献，最大的贡献就是管得少，干预少，给民间留出了更多的空间。政府对于社会建设的态度也坦率得可爱：并不预期社会生态有多大改善，直言社会建设是“风景林工程”，具体的项目不过是“盆景”。这样的政府比起坚信“有为才有位”的强势政府，不啻是民间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