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希望农民工尽快转为市民，但这么多问题不解决，说空话没有用，解决需要资源配置，其中最重要的是钱，每一个指标都涉及到钱的问题。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很多，社会资源的配制和社会制度的现状，都决定着不改革，就没出路。

　　在农村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城镇化，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离开农村、农地，从事非农产业，甚至大量进入城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大概到今年三月末，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总数字大概在两亿六千万，其中，离开乡镇到外地的总数到三月末是一亿六千六百万，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产业大概是一亿人，这一亿人中大家特别关注的是城镇农民工，如何才能使更多农民工顺利转为市民是大家高度关注的。

　　在农民工转为市民的问题上，现在面临的挑战极为严峻，最起码有四个问题要解决好。

    第一是就业问题。要想让农民更多转为市民，第一条就必须保障农民工就业。

　　一亿六千多万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就业当然要靠市场，在各类企业的就业人口分布中，国有部门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都算在内，所占比重逐年下降，依靠国有部门给农民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可能性不大，更多要靠微型和中小型民营企业。到去年年底，注册的私营企业只有1000万家，个体工商户有4000万户，这应该为今后农民工进城就业提供岗位的主力。

　　另一方面，政策环境对这些企业未必有利，所以国务院再三提议给民营经济一个公平的待遇，让他们能够在市场上平等竞争。一定要从观念上认识到，中国如此庞大的就业人口，靠国有部门能力非常有限，应该更活跃各种各样非国有经济，才能保证解决就业问题。

　　第二点要解决的是住房。不是说一定要有产权房，稳定住所就可以，现在的情况应该说并不乐观。前些天有关部门已经公布一些数据，用工单位给农民工提供宿舍的，绝大多数都是集体宿舍，有相当部分还是在建筑工地的工棚，只能是打工者自己住在那儿，家庭是安不进来的，这一比例占到52%。另外47%是农民工自己租房，主要是租住在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这两部分加在一起达到99%。而真正拥有自己产权住房的农民工，据前年年底的统计占0.7%。

　　同时，这么多进城农民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在前年底还不到3%，住房问题没有得到制度性的解决，交住房公积金人数所占比例又非常低，将来进城到底靠什么办法解决住房，现在其实还没有解决。

　　第三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中国和已经实现城镇化的发达国家相比，不仅有阶段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国情不同，人口总量不同，基础底子不同。发达国家在大规模推进城镇化之前，城乡之间均等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已经建立，进城之后这方面的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原来没有社会保障或者社会保障很低，一旦转到社会保障程度较高的城市，就会出现问题。

　　虽然农村社会保障逐步开始建立，但如果转到城里，就很麻烦，差别太大。去年年底我们做过调查，农民工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占22.2%，缴纳医疗保险的占24.2%，缴纳工伤保险的占41.7%，缴纳失业保险的占14.1%，最高的是工伤保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除工资水平低等原因外，非常重要的是国家对用工的管理还不健全，真正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比例很低，而用工制度建立后，企业成本又会增加，有很多矛盾需要解决。

　　去年有关部门就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到底要交多少保险，在武汉市做过一个调查，根据相关规定，农民工一个月要为自己交166块钱，企业要为他交516元，一个月加起来就是682元，一年就是8000元，除去个人缴纳的部分，现在的缺口有多少？一亿六千万农民工，一年差不多就要一万亿，这是很现实的，农民工自己拿不出来，企业也是，政府社保基金估计短期内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第四个必须解决好的是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农民工子女教育确实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都在探索，而且探索的层次还比较低。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到去年年底，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也就是农业户籍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总量为1260万人。全国义务阶段的孩子大概是一亿五千万，其中2500万在城镇，一亿两千五百万在农村，随父母进城的义务阶段农民工子女就有1260万。

　　比如，上海为解决农民工主要是外地农民工子女在当地的义务教育问题，从2010年开始规划，到2020年十年中要兴建一千所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2010年上海共有2000所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现在准备用十年时间再建1000所，上海一些官员说建学校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老师的问题，而是在哪里去建。上海土地总面积是6600多平方公里，陆地面积5500平方公里，国务院批准的上海市城区建设规模到2020年应该是2800平方公里，现在已经用光。按照国际上的城市规划标准，城区面积不能超过区域总面积的30%，现在已经到了一半。

　　矛盾的尖锐性在哪里？大城市不是不想发展教育资源，但向前想一下，今年在城市的有1260万义务阶段的农民工子女，相当于农村义务教育人数的1/10，过两年可能就会有2/10。我到大量农民工子弟学校调查，附近的居民都有意见，家长不让自己的孩子与农民工孩子一起上学，但愿意不愿意由不得个人，经济要发展，城市有就业，农民工就得来，就会把孩子带过来。市长们现在也都很清楚，搞的越好，来的农民工越多，但是又不能不搞，这是很现实的矛盾。

　　从义务教育到高中教育，一直到大学教育，资源怎么配制，已经到刻不容缓的时候，整个发展的进程比政府部门估计到的要快得多，而新的办法还没有。

　　大家都希望农民工尽快转为市民，但现成问题在那儿放着，这么多问题不解决，说空话没有用，解决需要资源配置，其中最重要的是钱，每一个指标都涉及到钱的问题。

　　我们进入这样的阶段，中国发展的必要性和动力非常强大，但是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很多，不仅是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社会资源的配制和社会制度的现状，都决定着不改革，就没出路。

　　(本文节选自陈锡文2015年6月9日在中国农业大学发表的《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几点思考》主题演讲。)

　　(本文作者：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