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人们说，英国人总爱谈论天气，因为这个社交话题无关痛痒。现在，中国全民都在谈论天气，恰恰因为天气话题有了千钧之重。

　　最近两天，华北地区雾霾再度来袭，21个城市被雾霾笼罩。由于大气扩散条件不利，到12月2日之前，雾霾将继续加重。与之相应，“PM2.5爆表”再次成为微博热门话题，灰色基调的城市写真在微信朋友圈刷屏，步行的人感慨“如临仙境”、开车的人调侃“像开飞机”，更有人用“舌尖体”赋诗：“相比起冀霾的激烈、沪霾的湿热、粤霾的阴冷，我更喜欢京霾的醇厚”。每一次雾霾来袭必然带来海量段子，虽是吐槽，却带着忧心和苍凉。

　　毋庸讳言，作为后发国家，中国虽然在防霾治霾方面下功夫不少，但并未有效规避“经济越发展、环境越污染”的增长病，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抵着“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历程”的成就感。高能耗、低产出的生产方式、以污染换GDP的发展惯性、重经济福利轻环保权利的理念，数弊合一，已让经济增长逼近环境容许的底线。无论雾霾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超标用煤、秸秆焚烧还是汽车尾气，它都是原有经济发展方式及其结果的直观体现。

　　为此，十八大提出了“美丽中国”的理念，十三五规划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正在引领中国深刻变革。需要注意的是，在与污染压力短兵相接的情况下，今天经济的转型升级时间更为紧迫，腾挪空间更为紧窄。从国内来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让一些地方的决策方式和受益格局固化，扭转这一切，同样是一场深水改革，需要革新地方发展的评价系统、重新界定各部门在决策中的权重、打破“GDP出官”的规律、反拨“绿色官员升迁难”的传统，由拳拳到肉的改革，转变已趋于理所当然的经济增长观、社会发展观以及个人幸福观。

　　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遇到的虽然是发达国家都遇到的问题，但今天的生态治理格局已经大不相同。美国意识到必须治理随经济增长而来的污染是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环保法律基本完备；日本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严重的产业公害、化学烟雾现象频繁发生，随后20年间实现了系统化的环保立法和强势的环保执法。但这些成就背后的另一面是，上世纪的后40年里，日本对外转移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美国转移出去的高污染产业占40%左右。无论是从现实角度还是从道义角度，这都不是中国能利用的“经验”。中国的生态修复和保护，就如同中国在今天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一样，必须在解决好自己问题的同时担负起世界性责任，这更增加了以转型促环保的难度，也更激励着转型的决心。

　　数千公里之外，习近平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阐述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看法和主张。可以看到，在肩负起国内国际双重责任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变成了一场不得不打赢的战斗，而生态红线，必须成为悬在每个部门、每个施政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