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年前，河南“艾滋村”的接连曝光，撕开了中国大众了解艾滋病的口子。因有偿献血引发感染疫情的上蔡县文楼村，一时成为“艾滋村”的代名词。

　　文楼村之外，艾滋病通过性传播，感染者不断增多，同时也出现青少年感染比率上升的新趋势。在每年持续更新的感染者人数背后，艾滋病人群就学难、就业难、就医难的现象，也逐渐暴露。

　　今天是第28个世界艾滋病日，新京报记者通过重访文楼，对话防艾领域的专家，除了呈现文楼的变化，也试图梳理当下中国艾滋病防治出现的新问题，与全社会共同探寻应对之道。

 　　告别生活了6年的大连，今年11月，26岁的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小吉(化名)在北京找到了新工作——在一家防艾公益团队负责志愿者管理。

　　小吉与HIV阳性病毒已经共生了2年。2013年，他因肠炎引起肛瘘需要手术，在入院检查时被告知携带HIV病毒。

　　那一年，全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AIDS病人有43.6万余例。而今年10月份，这个数字增加到57.5万。

　　让小吉更痛苦和恐惧的是生活的剧变，“丢了工作后再难找到，做个小手术也没医院敢收。”

　　这并非个案。河南艾滋病感染者马治发曾连丢四份工作，天津艾滋病感染者晓峰(化名)被拒诊后私改病历才得以手术。

　　当艾滋病群体的就医、就业处境尚未得到改善时，这一群体的年轻化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艾滋病的新趋势，已有学生感染者被迫休学。

　　在政府发布多个有关平等对待艾滋病群体的法律和政策下，就业、就学、就医等现实问题，成为这些政策法规的试金石。

　　病死率下降 感染率缓升

　　“2010年我国的艾滋病人病死率是10.7%，到2014年已下降到5.6%。”

　　今年是我国首次报告发现艾滋病的30周年。

　　1985年，我国首例艾滋病病例来自于美籍阿根廷人，他在入住北京协和医院三天后便死亡。当时，医学界对艾滋病毒的恐慌来自于未知。

　　1999年，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医生桂希恩听闻“怪病”走进河南文楼村，发现大规模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村民后，向北京汇报。一时，感染者的惨状令国人惊恐。

　　至今，文楼村第一批感染者郭秀(化名)还记得，2003年那年，村里一天死了7个人，“全村都是办丧事的唢呐声。”

　　上世纪90年代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在大众眼中艾滋病几乎与死亡画上了绝对等号。

　　直到现在，每年艾滋病的感染率和病死率的变化，都会成为媒体和大众关注的数据。今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控中心党委书记韩孟杰，在一次访谈时表示，我国艾滋病现存活感染人数已超过57万。“2010年我国的艾滋病人病死率是10.7%，到2014年已下降到5.6%。”

　　病死率的下降和感染率上升缓慢，与国家对重点区域的防控部署密不可分。

　　2004年，国家“四免一关怀”的政策实施，对艾滋病筛查、抗病毒治疗、母婴阻断、艾滋病遗孤的义务教育实现免费，艾滋病家庭纳入社会救济。2005年-2007年，中央政府直接用于艾滋病防治的经费达26亿元。

　　感染者的“三就”难题

　　“没有哪个医院或单位会承认他恐惧或歧视这个群体，但拒绝就是那么实际地横在生活里。”

　　从数据上看，中国已将艾滋病疫情控制在低流行水平。但将57万个病例具象为艾滋病群体乃至细化到每一个个体时，他们所面临的就医、就业、就学的权利保障令人担忧。

　　2013年1月，小吉在大连医治肛瘘过程中获知他感染HIV病毒，大连和沈阳的4家医院，均以“没有消毒设备”、“不具备手术条件”等各种理由将其拒之门外，“有的医生直接说‘没有理由，你赶紧走吧’。”

　　最终，小吉借助公益团体的帮助，在以感染、传染病为重点学科的北京佑安医院完成手术。但半年后，因公司在例行体检中发现其感染者身份，小吉丢了工作。

　　接连的遭遇，让小吉感受到HIV感染者就医、就业难以保障的现实，“没有哪个医院或单位会承认他恐惧或歧视这个群体，但拒绝就是那么实际地横在生活里。”

　　北京佑安医院副主任医师、艾滋病防治专家张可认为“拒诊”就是歧视的表现，同时他也指出，这与医疗体制有关，“中国特有的传染病医院模式，让很多综合性医院接收艾滋病人后，自然地推给这里(传染病专科医院)。”

　　近几年，艾滋病感染者就医、就业遭拒的个案频繁出现在媒体上。

　　早在2009年，联合国艾滋病计划署曾在中国对2000多名艾滋病感染者开展调查，因为艾滋病，其中超12%的感染者曾被拒诊，14.8%的感染者被拒绝雇佣或失业。

　　而事实上，对艾滋病患者就业、就医、就学权利的保障并非无法可依，2006年3月1日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有律师指出，细化侵权行为和提供法律援助渠道，或许是保障艾滋病患者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

　　感染群体面临“污名化”

　　艾滋病的传播不在于高危人群，而在于高危行为。

　　近10年中，随着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由血液传播转变为性传播后，防艾针对的感染人群从静脉注射的吸毒者转化为高危性行为群体。

　　对于卫生部门，分析感染人群和传播行为是制定防控规划的必要手段。但有时，一些“断章取义”的发布，也致使大众形成对“某类人群是艾滋病主要传播群体”的刻板印象。

　　陈子煌是中国同志网络社区淡蓝网公益团队的负责人，曾带领团队进社区宣传防艾，“不少人一提到艾滋病，等号的另一端就指向了同性恋，问及一些群众同性恋和艾滋病的关系时，很多人回答我艾滋病就是同性恋带来的，但对于同性恋为何会感染艾滋病，没人能说清楚。”

　　陈子煌拿出今年的数据：在艾滋病感染的新增病例中，94%以上是通过性传播感染的。

　　“有的专家特意强调，这些通过性传播而新增病例中的24%是同性传播造成的，可这也说明剩下的76%的感染仍是由异性性行为造成。”陈子煌强调，艾滋病的传播不在于高危人群，而在于高危行为，“不管何种性取向，只要存在不安全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就会增加。”

　　作为公益团队负责人，陈子煌也配合北京疾控中心，组织志愿者在淡蓝网设于北京的4个检测点，为男同性恋群体免费进行快速艾滋病检测。

　　陈子煌担心，过度强调同性恋与艾滋病的联系，对两个群体“污名化”，可能会导致中国原本就处于“隐形”状态的同性恋群体，因担心暴露双重身份，从而抗拒筛查HIV，“这反而不利于防控。”

　　前述联合国艾滋病计划署的调查显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最大的恐惧是其感染身份被暴露。3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感染情况曾被他人未经其允许透露出去。

　　“年轻化”下的防治困境

　　“主动监测感染人群的生活，造成隐私泄露，甚至精神恐惧，都不利于防治。”

　　从去年开始，艾滋病感染群体年轻化的趋势成为大众关注的新焦点。

　　11月25日，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给出一组数据。

　　今年1月到10月，全国15至24岁，有1.4万多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感染的青少年人数比去年增长了10%左右。

　　吴尊友分析，“十一五”期间，中国的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病毒扣除检测增加的因素，净增长率为20%。而18岁-22岁在大学期间的感染率高达65%。

　　与吴尊友同样关注青少年艾滋病感染疫情的，还有如今已79岁的桂希恩。

　　“我的两名艾滋病学生患者已经去世，一名死于淋巴瘤，一名死于直肠癌，都是只有二三十岁的年龄，这绝不是正常死亡。还有几人面临肿瘤转移”。今年11月，在接受长江日报采访时，桂希恩不无惋惜。

　　在大众认识中，青少年学生知识来源丰富，操作网络熟练，相比其他年龄层的人更易获得防艾信息，为何“艾滋病中招率”还会如此高？

　　桂希恩认为，大学生不缺少知识，而是“知行分离”。

　　一份来自广州的调查显示印证了桂希恩的说法，大学男生购买性服务的情况在近些年有所增加，有的男生在购买性服务过程中，并未采取安全措施。另有专家分析，高校学生感染的原因与大学生性观念开放有关，除此之外，高校性教育滞后，防艾资源还没有形成整合进入高校。

　　今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要求各地建立艾滋病疫情通报制度，并在46所高校启动了高校艾滋病防控综合试点工作，在11所高校重点开展专项强化干预活动。

　　对此，张可提醒社会能理性看待大学生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在干预时注重保护学生隐私，“有的校园内提出抵制同性性行为的口号，主动监测感染人群的生活，造成隐私泄露，甚至精神恐惧，都不利于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