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国政府网公布了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通知要求，慎重稳妥撤并乡村学校，努力消除城镇学校“大班额”，保障适龄儿童就近入学。

　　中国自古就有“子产不毁乡校”的说法。今时的乡校当然非彼时的乡校，但，作为承载农村孩子青少年时期教育义务的载体，乡村学校有着厚重而现实的多元价值。乡村学校不仅是文化心理意义上的乡愁安放之所，亦是义务教育阶段彰显“就近入学”原则的基础保障之一。

　　说这些的意思，并不是说乡村学校非要长命百岁。人员减少，结构变化，乃至在轰隆隆的历史进程中，“离乡返城”必然也会成为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大势所趋。于是，2001年正式开始的一场对全国农村中小学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如约而至。具体说来，就是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使学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镇学校。数据显示：从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间，全国减少有小学371470所，其中农村小学减少302099所，占全国小学总减少量的81.3%。

　　扔掉百家衣，穿上新棉袄。按理说，这是时代的进步。不过，步子迈得太大，甚至在撤并的时候不讲究辩证法，这就成了农村义务教育不可承受之重。2011年甘肃正宁校车惨案，表面看是校车安全的症结，实质仍指向农村撤校并点之虞。而有关类似的担忧与警惕，体现于教育部先后于2006年、2009年、2010年印发的文件，要求各地避免盲目撤并学校。及至2012年9月，国办也下发了《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暂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这是中央政府对抑制过热的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而采取的“急刹车”。

　　于此观之，今日“慎重稳妥撤并乡村学校”的提法，既然是对纠偏思路的承续，更是对城乡义务教育均衡的再思考。

　　乡村学校的撤并为何要“慎重稳妥”？一是从过往经验来看，农村教育资源调整容易陷入数字导向，而忽略了学情现实。用学者的话说，近10年来，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被具体政策实践者单向度的当作“撤点并校”。比如山西省《关于全省中小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的意见》（2002）规定“十五期间农村中小学总校数减少15％～20％”；辽宁省《“十五”期间农村中小学教育结构布局调整工作实施方案》（2004）规定“至2003年初中减少10％，小学减少22％，教学点减少50％以上”。这样的减少，固然有据可循，但最基层的地方部门在执行的时候若数字政绩优先，结果只能是苦了家长和孩子。二是盲目撤并的后遗症需要正视并纾解。2013年国家审计署的公告称：在撤校并点后，1185个县的调研样本中，初中、小学的服务半径增幅分别为26％、43％，平均达到8.34公里、4.23公里，而西部地区270个县的初中、小学服务半径增幅则更大，分别达到47％、59％，平均为14.35公里和6.09公里。此外，在1185个样本县中仅有288个县配备有校车，仅占调研县的24％。过快过狠的“撤并潮”，并未有足够的公共服务为之兜底。因此而带来的农村家庭教育成本激增、城镇学位负担过重等次生问题，同样成为社会的困扰。

　　撤并或许是个大趋势，但如何在这个趋势中确保程序正义，这是无法规避的现实问题。“慎重稳妥”这四字原则，要在操作中不至于跑偏，须做好三个层面的功课：一是撤并方案的制定、论证、公示、报批等，要多听村民的意见，不能搞“一意孤行”；二是禁绝通过撤并来“省钱”的教育经费支出思路，乡村学校该投入的还得一如既往得以保障；三是严肃审计考核，落实问责机制，对于乱撤乱并的地方作为，必须“一票否决”。

　　慎重稳妥撤并乡村学校，事关中国的教育公平大计。在全面深改的背景下，优先保障农村孩子的义务教育权利，这是功在千秋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