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大城市，还是选择南京、重庆、武汉这样的中心二线城市，甚至回到老家三四线城市，一直是很多年轻人需要反复考虑的问题。影响这种选择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户籍，大城市的户籍很难拿到，虽然现在有居住证等制度，但总体上仍然是“二等公民”。

    目前户籍改革的整体思路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以北京为例，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城市总体规划，就定下了严格的人口控制规模。虽然其后城市人口规模数度突破规划而被迫对总规进行修编，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初衷始终不变。

    对于这种政策的解读，多从缓解特大城市的城市病，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角度进行，不过换个视角，从政治角度去看，对大城市的警惕与恐惧，是那样的根深蒂固，仿佛与生俱来。某种程度上，这是旧有赋权意识，对大城市的一种恐惧。
 
    根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的回忆，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并不认为城市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必然形态，而是从赋权意识角度，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结果，是各种罪恶的根源，是“城市病”的发源地。这样的认识导致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方针都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适度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

    对大城市的恐惧首先源于一种纯赋权意识的印象，即觉得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在改革开放之初，修建高速公路的时候，就是把高速公路视为资本主义的象征。后来经过一系列争论，才以“机动车专用道”的名义上马。

    其次，大城市的高度集中，是一个人类社会自组织的过程，本质上是各种市场均衡的综合结果，但它在形式上，却偏偏是高度偏离均匀的。比如，城市的人口、资金、物质的密度都是偏离平均的。这种偏离平均是市场的需要，因为只有依靠规模效应，才能更廉价地供应商品，不管是外卖、自来水、电话基站，都是如此。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讲究的是生产链上的均匀分配，必然在逻辑上导致地区经济的均匀性。换句话说，平均才是赋权意识上的好。大城市这种高度的偏离均衡与计划经济的平均观是尖锐矛盾的。这必然使中国人更容易强调大城市经济局面的负面因素。即使在今天，我们也能听到很多所谓各个地区要均衡发展的论调，实际上这种论调要的不是均衡，而是平均。

    这种对城市的仇视，曾经很明显地出现在社会主义实验中。波尔布特，把人口从城市驱散到农村。红色高棉执政期间，波尔布特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红色高棉宣布要在10到15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把柬埔寨变成一个农业社会后，它着手推广原在解放区实行的合作社制度。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最后，战争准备、分散人口的需要、三线建设，都分散了大城市的功能。

    虽然当下中国，赋权意识对经济层面的影响已经淡化，但这对城市的赋权意识恐惧仍然在思想深处传承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

    不过，反过来说，这种赋权意识的恐惧并非无中生有，是有其道理的。即使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大城市赋权意识的作用仍然非常强烈，那就是大城市可以为人们带来权利。大城市更多的更自由的舆论、更密集的人口规模、城市中人口素质更高，都产生了1+1>2的效果，带来权利增量。

    前段时间有一阵逃离北上广的说法，紧接着，又是逃回北上广。虽然在一线大城市，面临高昂的房价、无处不在的户口歧视、缺乏归属感等问题，但是选择了逃回二、三线城市的人，会发现在小地方生活、事业都离不开关系。而在一线大城市这种陌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了。人情、关系性的降低，本质上说，是大城市的公民权利更高从而抑制裙带与寻租。当一个人从农村、小城市迁徙到大城市之后，他的公民权利实际上增加了，这正是所谓大城市的“赋权”机制。

    比如计划生育，在中国农村，计划生育的执行过程中，广泛存在强制引产，而在一线大城市，即便罚款仍然存在，但是，危及母婴生命安全的强制引产早已绝迹。

    实际上，中国大城市市民的政治权利更高，从来不是理论，而是事实。

    根据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之子的回忆：三年自然灾害时，京、津、沪粮库告急，为避免“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影响是很不好的”，经过权衡，中央决定要四川做出局部牺牲。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四川外调粮食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的粮食供应，但四川人民却为此付出极其惨烈的代价。

    这并非特例，林毅夫和杨涛运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的理论，研究了“三年自然灾害”后发现：在中国中央计划体系中，食物获取权偏向城市居民，城市居民可通过定量配给系统获得食物，而农民却需强制性上缴。这种粮食获取权的差异的后果就是：一个省的城市人口越多，该省的饥荒牺牲者就越少。这不但和当年农民政治权利低于城市居民相吻合，也能很好地阐释今天的诸多公共现象：校车、教育等准公共品的供给，在国库充盈的今天，不是“供给不足”，而是“权利不足”造成的资源在阶层间、地区间、户籍间的分配不均。

   更重要的是，这种权利增量的机制并非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最终会影响到政治层面。超大型城市的文化、政治活跃度与小城市，并不是线性的。大城市的广场与小城市的广场有着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个角度，如果没有解决赋权意识上的问题，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数量，还将受到长期抑制，但是，如果唯物史观正确，经济规律必将会不断顽强地突破这个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