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国约有一亿的人口在跨省流动，其中九成以上是劳动年龄人口。这种不平衡的人口迁移流动使得人口净流入地和净流出地的老龄化程度差异较大，给就业、养老带来了巨大的压力。10日举行的“人口、劳动力流动与空间集聚”全国学术研讨会探讨了这一困局，并提出了尽快提高养老和医疗保险统筹层次等建议。（10月12日《第一财经日报》）

　　养老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近年来该话题的舆论曝光度和关注度就可见一斑。它之所以上升为一个主要社会议题，除了养老问题本身与每个人的高关联性，在过去主要是因为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加上城乡养老资源的分配不均和养老服务上的不足。而此次有关“人口、劳动力流动与空间集聚”的论坛，则为养老问题提出了另一个亟待正视的挑战，即在不平衡的人口迁移流动现实下，如何确保养老资源的配置满足流动社会的需要。

　　就现实来看，这其实不算一个新鲜的议题，近年来有媒体已经多次关注了我国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据称我国当前的高龄农民工或超4000万，他们过去长期在城市务工，但大多没有职工养老金，又面临“回不去”的尴尬，所以这部分人首先展示出流动社会所带来的养老压力和挑战。而对于因人口流动而突出的养老资源的配置问题，显然不只有农民工。

　　此次论坛提出，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迁移流动直接影响了各个省市的老龄化程度。广东、上海、浙江、北京等人口净流入地的老龄化程度因此减轻，同时河南、四川、贵州等人口净流出地的老龄化程度则加剧。这就导致了一个客观上的局面：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吸引了更多更优质的劳动力流入，缴纳养老保险的人数更多，养老压力相对更低；而经济越落后的地区，更多劳动力流出，缴纳养老保险的人数减少，老年抚养比更高，养老压力更大。当地区间对劳动力资源的享有与所承担的养老压力呈现出倒挂状态，显然就构成了空间上的养老不公。

　　不可否认，当前养老制度方面的一些改革，如着力解决养老制度地区间衔接困难的破碎局面，大城市在落户限制上作出一些松绑，都为缓解上述困境作出了一定的尝试和改善。但整体而言，都仍未能有力的削减，因人口流动而引发的养老资源在地区间的配置失衡局面。比如，当下所推进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改革，还未牵涉到具体养老资源的转移和合理承担的安排，如对于劳动力净流入地区是否应该承担更多的养老负担，人口流出地针对空巢老人的养老压力又如何化解，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如何合理安排，都尚待提上议事日程。而相对于养老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的统筹层次则更低，这也给养老资源的合理“流动”造成了阻碍。

　　此外，当前我国的劳动力流动主要以个人流动为主，而家庭流动较少。这也导致了家庭养老功能的缺失，加大了社会养老的压力。对于劳动力流出地而言，这无疑造成了不公。因此，正如专家所建议的，应该通过有效的制度激励，来推动以家庭为单位的人口流动。这方面，特别是那些相对享有更多人口流动红利的大城市，理应做出更多的担当。

　　对于我国养老问题的关注，有着多重视角，如养老金的亏损问题，农民养老问题，城乡养老制度的分割问题等等。但其实综合起来，这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养老资源的配置如何适应流动社会的需要。毕竟，在生育和死亡率相对稳定的背景下，我国未来人口变化的最大变量仍在于人口的迁移。养老制度不对这一趋势作出及时和适当的宏观回应，上述问题都可能随之加剧，社会性的养老压力将更为凸显。当然，不唯独是养老问题，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所有的公共服务，恐怕都得做好适应社会流动性的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