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一名博士后，深入到中国西部农业县芥县最为偏远的一所农村九年一贯制学校——云乡学校进行为期近三个月的驻村研究和后续跟踪。他提交的报告表明，在乡间底层孩子中存在着明显的“反学校”文化。有些乡村孩子甚至看不起老师，认为他们的老师，“绝对属于被淘汰下来的‘产品’了，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尊严，所以就只有在我们面前装装权威耍耍威风而已”。

    这群乡村孩子的状态，特别是他们对待学校和老师的态度，表现出的“反学校”倾向，让我们感到一阵阵的痛心。但仔细把这个报告读下去，却又觉得有似曾相识的场景。

    这段时间，有关几名中国老师到英国“支教”的消息，在舆论场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有老师讲，在国内教学几乎不存在的课堂纪律问题，到了英国变成了最重要的问题；不少老师深深感受到，有些英国学生缺乏对老师应有的敬畏。这篇调查报告，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比如说在上课时出现的课堂混乱，当老师在前面板书时，甚至有学生在后面“将一瓶白酒传来传去，一人喝一小口”。我们西部一个偏远的农村学校，为什么出现了英国学校同样的问题？一个合理的解释，可能是权威系统出现了问题。

    传统教育其实是建立在权威体系上的，老师对于学生来说有着绝对的权威，甚至超越父母的权威。在社会急剧发展的今天，这种权威体系已经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挑战。在城市乃至东部地区，由于对教育的传统重视，特别是家庭因素的存在，反权威倾向可能还好一点。但在一些西部边远地区，由于父母流动的客观存在，带来的家庭教育缺乏，更是导致了这种权威体系的崩溃。对于这些未成年人来说，所谓“读书无用论”是一个过于深奥和遥远的话题，他们只是习惯性地表现出挑战权威、蔑视权威的态度。很不幸的是，老师和学校，就成了他们挑战权威的对象。

    更不幸的是，我们的教育还在“因材施教”，还在延续着传统的教育模式，还在简单地拿着教材照本宣科，并没有“因才施教”，根据社会发展情况和学生心理特征，拿出有针对性的改革办法。一方面学生挑战权威，另一方面教育只讲权威，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对于这种由于反权威造成的冲突，在怀特的社会学名著《街角社会》里，有着比较清晰的记述和分析。看不到权威体系的崩溃，还在试图走权威教育的老路，势必会碰到许多问题，甚至会得出许多错误结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是要树立新的权威体系，还是像西方那样从学生实际出发，走开放型快乐型教育的新路子，迫切需要引起教育层面的思考。现在，我们都在讲教育创新，甚至还有教师到国外考察调研，近距离感受不同的教育思路和教育模式。我们能不能办一个“教育特区”，像英国人邀请中国老师一样，邀请几个外国教师进来，和我们的教师一起探讨和实践新的教育模式？最怕的是，我们无视传统教育权威体系的挑战，而把问题简单归结为“读书无用论”。

    乡村孩子反学校背后是反权威。调研报告中有一句话，“少年们是用一种表演的方式反向成为监视下被灯光包裹的演员，他们用官方期许的行为表演麻痹了官方并形成反控制，同时加速自身‘反学校’文化的内在形塑实现着底层再生产”。其实讲的也是这层意思，需要教育改革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