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是“十二五”计划开局的第一年，合理的社会经济指标对整个“十二五”，甚至更长时期的发展都十分重要。鉴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因素的多变性，必须从长远角度着眼出台政策。这种长远必须要放在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把握，其基本标准是中国城市化过程的完成。　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即将达47%，而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平均在78%左右，按照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过程，城市化率差距至少还有25个百分点，如果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中国至少需要二十年到三十年来完成中国城市化的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五年计划以及十年发展，包括每年的计划都要同中长期的目标相一致。在现有的经济规模、货币总量以及产业结构的情况下，中国根本无法实现均衡和协调发展，只有从增量中不断平衡，中国的经济才有可能进入到比较协调的状态。结构合理的条件是城市化率至少超过70%。

　　投资的主要方向是交通及其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最近几年交通设施建设主要是在高铁、高速公路方面。中国规划的高铁接近两万公里，已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美国国土面积和中国国土面积有可比性，美国有八万公里的洲际高速，中国目前已有八万公里，正在建设的已超过十万公里，高速公路已经达到上限。高速公路建设应在完成在建的基础上进入修复阶段。中国目前的等级公路仅有三百万公里，按照美国每平方公里0.72公里的标准(国土面积每平方公里0.72公里等级公路)，中国尚有四百万公里的等级公路亟待建设(主要是城镇和乡间)，所以说还需较多投资。同时还要考虑到航空、水陆等交通设施，最重要的是考虑未来的城市扩展，以及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城镇的基础设施，包括城镇与城市交通设施的建设，这将是未来二十年的投资重点。

　　通过投资的增加，扩大就业并转换成劳动者的收入，不断提高最终消费与GDP的比例。按照2009年的状况，中国的最终消费占GDP的比率不到40%，而发达国家最终消费占GDP的77%到78%，中国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必须通过增加投资转换成拉动经济增长、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来实现。从长远来看，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必须靠在增量中采取强力的措施才能实现。

　　今年前十个月全国财政收入突破七万亿，同比增长21.5%，加上其他收费，今年中国政府的收入有可能超过十万亿。在宽松货币政策下，实行高的税率有其必然性，而财政收入中有些必须用于补贴，促进消费也是必要的。随着发展，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要有所下降，在政策运用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总量控制，第二是费率、税率政策，第三是汇率。在投资拉动的增长期，调控经济主要是货币总量，利率和税率只是起到一种辅助作用。然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逐步降低费率，以至于最终减少或取消收费，完成费改税。政策走向是要逐步递减，以增强企业，包括团体对税费、税收以及货币供应减少的适应性。

　　从宏观来看，经济增长的动力充足，2011年的工作首先还是要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增长速度不低于2010年。鉴于2010年经济和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储蓄和企事业单位存款将大大增加。必须考虑银行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出路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应主要通过改革货币供应的途径和方式进行适当对冲。未来总体经济形势和政策基调的把握仍然是要保持平稳快速的增长。

　　对于物价来说，CPI要控制在4%之内，实际上CPI有可能超过4%，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通过调整收入提高物价上涨的容忍度，另一方面不断采取遏制措施。提高收入、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坚决淘汰“三高”企业等，通过多种方式对冲物价的过快上涨。

　　汇率影响进出口进而影响到就业和经济增长。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6483亿美元，同比增长16.5%，年内外汇储备有可能达2.8万。巨大的贸易逆差在增加外汇储备的同时加剧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外汇的占款。因此，在保持汇率适当升值的同时，最根本的是要缩小贸易逆差，减少外汇储备，逐步实现对外贸易的基本平衡。2010年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然而汇率的渐进改革以及适当升值也是必然的。汇率的改革必须和外贸深化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结合起来，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将最终决定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最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