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杭州冯先生称，前天中午其母亲去银行办理开卡业务时，被以没带手机不能办理业务为由拒绝，双方发生争执后银行工作人员为其办卡。冯先生称，随后家人在银行业务回执单上看到“农民就是农民”字样。银行工作人员称，查看监控无法确定是否为银行工作人员所写。（7月15日《京华时报》）

　　到底是不是银行工作人员所写，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论，不好妄下结论，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写在回执单背后的“农民就是农民”，是裹挟着对一个群体的歧视。无意于就此去放大这一事件的恶劣影响，也没必要对这六个字做过度的解读。毕竟，这并不能说明一个机构或者说一个行业对一个群体的歧视，而很有可能的情况是，这是在一场冲突中，一个银行工作人员的任性表达。

　　当然，抛开其中的偶然性因素，我们仍然不无惊讶地发现，这种“农民就是农民”的话语逻辑，其实并非是一个人的任性，即便是在一场看似激烈的冲突中，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应躺枪的群体，还是成了他们的集体偏见对象。一个可以用来佐证的事实是，在“农民就是农民”被发现后，首先是这位冯先生的母亲“当晚气得吃不下饭”，其次，在冯先生看来，这也是一件让他非常气愤的事情——“我母亲是60多岁的人了，怎么能受这种侮辱”。换言之，无论是冯先生的母亲还是他本人，当被贴上农民的标签时，在他们看来，都是一个无法接受的侮辱。

　　当成为一种集体的偏见，甚至是一场冲突中的“一致”时，让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事实是，当现代文明中，农民何以还会成为一个被集体歧视的群体呢？不得不承认的是，由于生存环境的弱势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农民在自身禀赋的挖掘以及发展空间的拓展上，存在难以消除的短板，而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中，也确实存在对农民落后、无能的偏见和傲慢。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二元结构的消解，无论是从社会主流文化，还是从农民群体自身的发展，都逐渐建构了农民群体的新形象。

　　依然必须认清的是，社会分化中的阶层存在，必然存在着对不同群体的特定认知，但是，当一个本应得到形象改观的群体依然成为“低素质”、“没素养”的特定标签时，除了将其归咎于刻板印象的改变之难时，更值得反思的是，我们的城市是否已然做好了对农民群体的无障碍迎接，让他们真正成为城市的主人，与所有人平等地存在着？比如在城市公共服务中是否实现了不分城乡的全范围覆盖，甚至以差异化的服务，彰显出对这个群体的尊重？是否在劳动收益上体现尊重体力劳动者的社会角色和价值呢？

　　一个群体的形象重塑，尤其是与现代文明的集中地——城市的融入，既需要这个群体的自身努力，更多的还是需要全社会在宽容、理解、尊重中主动接纳，如此，才能实现一个社会的真正和谐，而这正是这场冲突中的集体偏见所带给我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