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宣武区组建全国第一个城管队，1998年北京全市有了城管，而我是1996年到北京的，城管的前身是“市容”，这样算下来，我见识了19年的“北京城管”。

    1996年春节后，我从甘肃秦安农村老家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刚开始流落街头，4月初到马家堡的一家清洁队，与一帮河北承德人扫大街。我主要负责永定门外大街和安乐林路。那时，感觉街头的卫生是多部门管理，既有环卫队，又有市容队。

    我所在的清洁队是一个承德人承包的，归属崇文区某环卫队。清洁队的工头随身带着罚款收据，看到谁在街上吐痰，或扔个烟头，就跑上去罚人家5元钱，如果你抵赖，翻倍地罚。当然，他罚款是看人行事，主要是罚刚来北京的外地人，特别是罚衣着不整的农民工;北京人，他是不敢罚款的。据工头介绍，罚款单子是市容和环卫队给的，并有罚款指标，一个月得罚出2000元。工头还将一些罚款收据分给个别清洁工，让给乱扔垃圾的人罚款“创收”。

    有一次，我到天安门广场，看到一个男子扔了一张废纸，这时蹿出来一个女子，她迅速掏出一叠罚款单，撕下一张给那男子，说是罚款5元。男子争辩了几句，但还是掏了钱。这女子普通话不标准，穿着土气，一看是刚刚到北京的，估计也在环卫队打工吧。将罚款权层层下包，北京城管的前身“北京市容”乱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方。

    现在你在北京大街随便扔个废纸，顶多清洁工嘟哝你一句，她们多清扫一下。如果提到罚款，你一定以为是天方夜谭。

    当时，大街上有流动商贩，市容的执法人员经常查抄。但我发现，他们的“查抄”是内外有别，外地人摆摊抓住一个是狠狠地罚，并且没收物品，而北京人摆摊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段时间，我在安乐林路扫大街，市容执法车来了，别的摊贩赶紧跑，一个北京的老太太照摆不误，并且叼着烟，市容人员不敢把她怎么地。

    还有一次，我扫的大街上一个人用马车拉着西瓜卖，这时市容的车从远而近，商贩赶紧扔下马车躲起来。市容的人截下马车，大声招呼行人：“这瓜免费送，谁要谁拿。”不到十几分钟，一车瓜就被哄抢了个干干净净……市容这么罚商贩，看得我是触目惊心。

    天天扫大街，天天看到市容围堵商贩，天天看到野蛮执法。

    1996年9月1日，我到广渠门大街的天龙东里小学当杂工，清洁楼道，打扫校园，还要外出给学校用三轮车拉东西。我上街少了，市容执法的见闻也就少了，但并不是没有。

    1997年春的一天早晨，我推着垃圾车去对面胡同的垃圾站，途中看到市容的人执法。一个穿制服的大高个一手死命抓着一瘦小伙的前衣领，呵斥着要查暂住证，小伙腰里系着有点脏的围裙，战战兢兢，就像是被老鹰逮住的小鸡，突然高个子制服手猛一使劲，小伙就被摔出几步远，倒在地上呻吟。接着几个市容人员一脚踩翻炸油条的火炉和油锅，滚动的蜂窝煤在流动的油里越烧越旺……油和火快滚到瘦小伙的大腿上，他赶紧趴起来。
 
    这情景，我小时候在电影里看过，绝对是土匪进村的作派。

    怎么回事?胡同右手边是一米高的台阶，一排小商店小饭店，做早点的人将油锅搬到门口了，市容的人说是非法占道，于是动手打人并踩翻油锅。当时北京盛行收容遣返外地人，按说市容的人没资格查暂住证，但他们“越位”查证就是让你吃哑巴亏，我把你打了，你还不敢声张，否则就叫警察来收容你。有时候，你即使有暂住证，一把撕了照样收容你。

    1998年，城管在全国陆续组建，一开始它与市容一样声名不佳。对外地人来说，北京城管品行更恶劣，他们还是“越位”拿收容遣返要挟你，粗暴执法了让你不敢言语。有一天，我骑自行车去崇文区教育局取文件，回学校的路上(幸福大街)，突然被两个城管拦住，说是把步行街的垃圾清理了再走。
  
    我一看，几个农民工在拿锹往车里装垃圾，一旁两个城管背着手看着，而这几个农民工也是好好地走路，突然被城管“劫持”来清洁街道。北京城管抓住了外地农民工的命门，你不听从我的，我就报警来收容你，而外地人最怕的就是收容遣返，于是乖乖就范。不过，那天我并没有就范，乘城管不注意，蹬着自行车逃之夭夭。

    过了几天，我还是在幸福大街骑车差点被城管截住，他们已经截住了五六个外地农民工，一旁的白灰墙上不知谁胡乱写了字，要求几个民工用铲把它们铲干净。看着几个人灰头土脸地铲墙，我幸运自己骑了自行车躲得快，如果步行非得被城管抓了当苦力使。

    现在想想：真的很可怕，北京城管随便拦截行人，这与土匪没什么两样。

    1999年冬的一天，我拿着墩布擦教学楼楼梯，碰上五年级数学老师杨秀茹，她一脸惊悚地说：“今天早晨，早市上城管的人将早点摊踩翻了，结果小贩操起一把刀将对方戳死了。不过，死了的还不是正式的城管，是城管雇的保安。”杨老师设身处地分析：这么冷的天，小贩半夜起来就得准备，和面、熬豆腐、切咸菜、清洁碗筷、生火锅子，然后蹬三轮车往早市赶，费了那么大的劲还没开卖呢，你就过来把我的早点摊踩翻，这事搁谁身上谁受不了。杨老师还说，如果自己也是小贩，你城管的人踩翻早点摊，也得豁出一条命戳死他们!

    北京城管的恶，还包括他们雇佣的保安，或其他临时工。

    那几年，我总觉得北京城管的恶，还与舆论环境的差有关。我不止十次听过类似抱怨：城管行凶了，小贩向媒体打热线电话求助曝光，可就是没有记者来，个别时候来了记者可没有下文;哪个房顶或树杈困住了一只小猫小狗，你给北京市的媒体打电话，他们马上派记者来报道。1990年代末，北京的媒体关爱动物甚于关爱小商贩，城管似乎不受舆论监督。

    有一天，我在学校传达室翻看《北京××报》，有一篇新闻说是某城管队将小贩的西瓜没收了一车，拉到敬老院给老人吃，记者赞叹城管心中有爱。我当时就感觉不对劲：第一，你城管“借鸡献佛”哪来的爱?第二，你随随便便将小贩的东西转手是不是违反了程序正义?——大家不要笑，当时我是学校清洁工，但已读了三四年《南方周末》，听了五六年BBC、德国之声和法广，受到些法治启蒙，“程序正义”这样的话并不陌生。

    我总觉得北京媒体顾全“首都形象”，宁可错误地赞扬，也不批评“北京城管”。北京市级层面真正有舆论监督，是《京华时报》《新京报》诞生以后，两家报纸有时会曝光“北京城管”，而这已是另一个世纪的事了。

    北京城管第一次有点人样，是2003年6月收容遣返制度废除后。一方面，他们不能拿暂住证要挟外地小商贩或农民工，一方面网络兴起人人可曝光他们。之前，我是躲着城管走，现在有时故意在城管跟前扰来扰去，他们不敢把我怎样，更别说“拦截”了当苦力使。

    2004年的一天，我骑车路过亚运村，看大家围观城管和小贩。一商贩推着三轮车被城管截住，他们将三轮车没收后扔在卡车上，不料，小贩猛地爬进卡车底下，以死抗争，几个城管人员蹲下身子好话相劝，但他就是不出来，最后城管叫来警察，大家一起才将小贩从车下劝出来。整个过程，城管和警察没有动粗。要是搁在以前，把你从车下撕扯出来先暴打一顿，然后查暂住证，即使你有暂住证撕了再收容到昌平筛沙子。

    此后几年，我基本没看到北京城管动粗的事，他们的确文明了许多，但还是有漏洞可批。

    2007年春节，我在厂甸庙会上看到城管的车，用“随时停车”的铁皮牌遮挡住车牌号，这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我写了一篇批评小稿发在《新京报》，但我发现城管的车还是遮挡车牌号。5月，我将批评稿转到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6月，我接到北京市城管局一姓史人的电话，说是诚恳接受批评，一定整顿乱遮挡车牌号的事。没两天，我就发现自己所租住的珠市口、天桥、虎坊桥一带的城管车都摘掉遮挡物露出车牌号。

    9月10日，我再次接到北京城管局史先生的电话，说是局领导非常重视我的批评，对全市的城管执法车进行了集中整治，共检查300余辆执法车，确实发现并纠正了故意遮挡车牌号的事。那一阵，我骑着自行车满大街转悠，再没发现城管的车遮挡车牌号的事。

    此后好长一段时间，我与北京城管相安无事，没看到过他们的“动粗”。但其不文明并未绝迹。
 
    2010年吧，我去天坛东门附近一老乡开的饭店，见两人吃着一桌饭，老乡说是城管，他俩老是说饭店门口这不合适那不合适，于是请着吃饭“买平安”。北京城管明处的不文明少多了，但暗处的不文明依然我行我素，更多的暗处不文明咱无从发现。

    2013年春，我在王府井大街的社科博源宾馆门口，看到一辆城管执法车又在遮挡车牌号，于是果断拍照，投到《新京报》“拍者”版，报纸曝光第二天，我再到老地方“复查”，那辆城管车已经不再遮挡车牌号了。

    这两年，智能手机兴起，人人都是一个摄像头，无时不在的“监控”倒逼北京城管继续提高文明水平。此外，一些外地高材生为“留京”当城管，光我知道的，就有四五个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学士考公务员当了城管，他们有法治观念，改良着北京城管中的一些“老大粗”。说真话，这几年我在街头没发现城管动粗的事，反而碰到小贩咒骂城管不还口的事。相比十几年前，北京城管已经是天壤之别。

    单从明处来说，北京城管并不是完美无缺了，仍有不文明的“死角”，那就是执法时依然内外有别：对北京小贩不严或小严，对外地小贩大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