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天涯区3名城管队员在三亚湾路海坡南门巡逻执法过程中，发现一名男子在沙滩上操作航模飞机。根据相关规定，该片沙滩禁止停放车辆以及禁止在相关空域释放飞行物。3名队员遂对其开具罚单并暂扣其电动车和航模，不料遭到该男子持刀刺伤。（4月12日 人民网）

　　对此舆论一片哗然，众网民纷纷站出来“补刀”，斥责城管“暴力执法”，甚至有网民抛出“打城管，促文明，更和谐”这样骇人听闻的言论。平心而论，难道这次城管真的做错了吗？还是说这3名行为适当的城管是“代人受过”？

　　提到城管，飞扬跋扈的形象跃然纸上。受有关城管负面报道的各种“拟态环境”的制约，城管“被标签化”，积重难返，这个群体就变成了“暴力执法”的代表。与此同病相怜的还有“砖家”“叫兽”。“标签化”产生的刻板印象造成的后果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不可否认，有些城管确是存在“暴力执法”行为，“强制执法”广为诟病的同时，诸多城管临时工的出现，更是拉低了这一群体的专业素质，也为“文明执法”埋下了隐患的种子，害群之马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是掣肘之害。

　　除了城管队伍的“自律”，媒介的“他律”也为约束“标签化”大打折扣。

　　“沉默螺旋”推波助澜，自然而然地成为给行为适当的城管贴标签的帮凶。新闻的定义要求信息要有噱头，在媒体传播中，部分“违规操作”的城管在受众眼中就成了全部城管的“代言人”。城管群体“文明执法”的观点就变成了公众中的少数派。造成的结果就是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小，城管群体的“被标签化”越来越扎实。

　　如此一来，触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不要把城管群体‘标签化’？”这一问题。

　　第一，“标签化”掩盖下的事实情况被扭曲成曲解“真实”的“真相”。城管“暴力执法”的个例不足以与整个城管队伍构成“普特关系”，“标签化”地看待城管群体只会一叶障目，有失偏颇。显然，三亚市的3名行为适当的城管就是代替所有“不文明执法”的城管受过。

　　第二，“标签化”让事情变得流于表面，缺乏理性，甚至是转移了公众的视线。当提及城管，受众理所当然地就会想到“暴力执法”，这为城管群体套上枷锁，钉死在一成不变上，从而掩盖了一些破坏城市秩序本身的人的行为。

　　第三，各种不合时宜的“标签”撼动了执法队伍的权威性，造成社会的某种混乱。城管作为一种警察力量，贯彻实施国家及本市有关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治理和维护城市管理秩序。初衷是一种公权力的合理使用，现代社会需要强大的公权力来解决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冲突，而城管在城市中间恰恰扮演了这样一位“调停人”的角色。随着权威性的动摇，这种“调停人”的地位岌岌可危。

　　第四，“标签”具有定性导向的作用，无论是“好”是“坏”，它对一个人的“个性意识的自我认同”都有强烈的影响作用。给一个人“贴标签”的结果，往往是使其向“标签”所喻示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标签效应”。无疑，城管群体“标签化”背后，不是舆论的阴谋，而是集体不自觉的共谋。

　　第五，“标签化”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而这种情绪需要被关在笼子里，不加规范的情绪宣泄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不自主地陷入极端主义，覆水难收。

　　诚然，风尖浪口的城管群体也应从自身下手，提高城管队伍素质，建立健全监督、惩罚机制，以此促进良性报道传播方为良策。